竟然活到七十三岁，是实龄，路走慢了，思想还速。不可能跟大自然斗法，几年后智力退化必然。只有文笔书法，有机会像孙过庭说王右军：老年多妙。孔夫子七十三谢世，是虚龄，斗不过我。

那天晚上挂个电话给巴赛尔，说美国的金融灾难可能比三十年代还要糟。他回应说一位大家认识的旧同事也这样看。该同事对古灵精怪的资料掌握得广泛而又深入，对那些复杂无比的借贷衍生工具，行内不会有谁的认识比得过他。我怎样说是门外之见，他说的是另一个层面了。

最近花旗银行的不幸使我感到困扰。是国际老牌子，曾经雄视地球，这次出事与什么挤提无关，而是坏帐太多了！经验老到如花旗也中了计，其它的醉卧沙场君莫笑矣。我因此认为，在本质上，今天的困境与三十年代不同。放宽银根或花钱挽救可能别无选择，但核心问题还是美国的金融制度出了严重的错失，要修改。该制度复杂无比，作为局外人我不敢作任何建议。最理想的可能，是这里放宽那里挽救，制度的本身会自动地修改过来。研究制度多年，我深信任何制度都有自动调整、自动修正的机能。政府协助这调整重要，但主导地插手修改不容易找到成功的例子。

何谓协助、何谓主导，不容易分开。回顾可以，身在其中不易。以中国的经济改革为例，从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可见，发展得好的县竞争制度，整个过程政府一般被动，见行得通就加以协助或肯定而让之进化出来。近几年北京的朋友变得热衷了，作主导，中计频频也。

人类历史没有出现过今天的情况：整个地球的所有国家纷纷大手花钱挽救经济。没有什么可取的理论支持，只是大家意识到信贷收缩得快，失业急升，减息起不了大作用，于是凯恩斯学派去也。问题是今天多花不值得花的钱，后患无穷可以肯定。佛利民不是说过吗？天下没有免费午餐这回事。待得雨过天晴，国债那么高，几代也偿还不尽，大通胀看来无可避免。这样一来，退休的老人家要怎样安抚才对呢？

中国是比较幸运的。让我集中于中国之幸与不幸吧。说中国比较幸运有四点。一、相对来说，中国受到金融本身的影响是小的：输掉数千亿美元，或较多一点，不用哭出来。二、有钱可花，用不着担心庞大的赤字财政。三、通缩之势已成，花三几万亿不用太担心不可以接受的通胀会重临神州。四、这点可能最重要：中国有足够的公共措施项目，本来就应该推出的，审时度势，提早及加速推出是正着。美国不是个发展中国家，所以没有这最后一点的方便，要大手花钱非常头痛。据说他们要修桥补路，还好，如果大搞福利失业率会飙升。

写《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一文，我从正面下笔。跟着的发展使我担心：地方政府要在五年内推出十八万亿的公共措施投资。当然要得到北京的批准，当然北京不会那样傻，鼓励乱花一通。趋势不可取，而就是北京当局决定要花的两年四万亿，选择项目的排列不容易，监管更困难：监管不善而产生的浪费与干部上下其手的行为一定大幅增加。就是让我们假设不容易相信的选得好、管得善，《四万亿》一文提出的第八点有关键性：四万亿是公共措施的投资，无可避免地会削弱了私营的工业发展，有很大机会导致一浪接一浪的工厂倒闭潮。是的，北京的四万亿投资要尽量压低成本，压低工资，让私营企业有一点呼吸的空间。

让我再提出说过多次的要点：像中国人口那么多、天然资源那么贫乏的国家，私营（或民营）的工业发展是唯一的可以搞起经济的途径，要放在首要位置，其它皆次要。花四万亿去建什么公路铁路，工业不成用不着，是浪费的投资。

大约二○○二年起，珠三角出现民工荒，跟着长三角也出现了。是好形势。同时，农民与劳苦大众的收入上升得快。到了二○○三，农产品之价开始明显上升，形势是更好了。农转工也是在这时转得快，非常快，大约到二○○六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个大家期望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大转移，始于二○○○，不幸地止于二○○七。说不幸，因为还差约十个百分点，农转工就大功告成了。低下阶层的收入当时上升得好，贫富两极分化在相对上开始收窄。因为市场的工资上升，工业产品的质量在九十年代后期急升后，科技的提升随处可见，研发投资的上升率冠于地球。这些是市场压力促成的，用不着对中国发展一无所知的回归新秀建议的「强迫」转型政策。二○○四年我大声疾呼，说接单工业是中国发展的命脉，因为这些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的工业是协助农转工的主要角色。

一九九七年我说人民币是强币；二○○二年我说人民币是世界上最强的货币；二○○三年三月我说老外会强迫人民币升值；同年五月我反对人民币升值；二○○四年初我建议人民币转钩一篮子可以成交的物价指数；二○○六年五月我说港元要转钩人民币。着着洞烛先机，没有一次说错，不听老人言老人是管不着的。就是我没有写出来的美国将会遇到的困境，两三年前几位听到的朋友今天啧啧称奇。是科学的推断，跟昔日牛顿推断树上的苹果会掉到地上没有两样，何奇之有哉？经济学的悲哀，是太多鱼目混太少珠，一般人不相信可以是科学。

盛筵难再！人民币的处理失当我写过不记得多少次，而去年十月收到新劳动合同法九十八条的文件，只一翻就成个弹起。当时正以一系列文章分析中国的通胀，到十二月才评论，一连骂了十篇，皆似石沉大海也。今年初的雪灾与五月的川灾扰乱了我对神州经济的观感，但七月我肯定新劳动法是灾难。当时到佛山一间印刷厂为一本书签名，听到工人回乡耕田的事。跟着到处查询，知道约百分之五的工人弃工转农。这耕田潮后来的急升今天大家都知道。读者要明白，工作年龄的农民约农民人口的三分之一，一个出外打工的要寄钱回乡帮助两个，百分之十的工人回乡是大踏步地走回头路了。目前，农产品的价格下跌得快，而数以万计的倒闭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农转工的主角遇难也。昨天收到的资料，是东莞厂房的月租下降至六元一平方，空置的无数。这与官方的言论大有出入。今早收到的资料，是河南的小厂也纷纷倒闭，而这倒闭潮是起于雷曼兄弟出事之前的。

让老人家发点牢骚吧。跟进了中国那么多年，用尽心力解释自己所知，几年前荒山摄影，见农民有钱请吃饭，以为鸿鹄将至，大势定矣，怎会一下变成这个样子的？

纵观天下大势，我不反对北京大手花钱，提早及加速应该投资的公共措施。问题是这些投资与私营工业的发展有冲突，待到政府的基建投资对工业有助时，工业可能变得溃不成军！要怎样处理才对呢？多想一下才动笔吧。

前文《新劳动法与蚕食理论》原本是要向北京的朋友解释一些政策上的要点，但写到中途，想通了整体，认为是难得遇上的顶级经济学，立刻缓慢下来，用足心机，转为向同学们示范一下：这就是我信奉的经济学的正规版本了。不是不可以用数学表达，但不需要。表面看是浅的，但变化多，推断与解释有深入的层面。虽然差不多所有用上的理念是本科水平，但配合得那么完整不容易。我自己随意发挥，整篇文章只写了五个小时，但我天天观察，天天想，近五十年，熟能生巧也。

该文用上的概念相当多，包括成本、租值、价值、交易、合约、均衡、竞争等。约束行为的理论只有需求定律，没有其它。同学们可能看不出需求定律用在哪里，其实无处不在，到处皆是。这种砌来砌去的经济分析要讲逻辑，也重视真实世界的现象观察。要熟习，否则砌得生硬，棱角分明，货色就变得低档了。数十年来我对经济的发展推断得准，解释世事得心应手。这种解释人类行为的科学使我着了迷，每有所悟，废寝忘餐，暮去朝来，垂垂老矣。

概念听来容易，每个概念可以几句说完，但要掌握得好动不动要几年工夫，要不断地想，也要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观察印证。一个概念的充分掌握要好几年，十个八个岂不是要数十年了？不是的，你要多个概念一起学，互相对照，大致上五年左右可以毕业。问题是你要有懂得的人教导，今天是不容易找到的了。我曾经把自己所知的写进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中，当然比不上我亲自教。同学要多读几遍，到处作实地观察，或有可为。

要怎样示范我说的困难呢？以我历来佩服的马歇尔为例，他对成本的概念掌握有偏差，所以在他发明的准租值（quasi rent）的概念上错了一半，而到了他分析上头成本（overhead cost）时，全盘错了。马歇尔伟大，因为错归错，他的分析架构完整，提出的理念重要，好叫我们后学的可以改进而完善之。不对，但重要，有启发力，我欠马歇尔实在多。

举另一个例。以一般均衡分析而扬名天下的瓦尔拉斯（L. Walras），用方程式处理均衡，发明不易，其实没有什么。一般学生几天可知大概，聪明的几个小时。但可以解释现象吗？不成。我用的均衡理念不需要方程式，但要好些年才能掌握。我用的均衡，是说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让我们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含意。这是把空洞的方程式加进了内容。真的不容易。从事者要对科学验证的方法用得熟，也要对世事知得多。

记得一九七五年回港渡长假，某国际知名足球队来港比赛，我见那么多年没有到现场看足球，托一位有关系的朋友购票。两个小时后他给我回复，说优座票早就没有了，劣座还有，而历来的经验，是大赛事优座票早就销售一空。这现象启发了我：为什么优座票价是偏低了呢？我跟着花了几个晚上到电影院去调查，又找了几位炒黄牛票的仁兄询问他们的经验。

当足球朋友告诉我优座票历来难购，我立刻想到「跳座」（英语称seat jumping）可能是解释。这是说，如果优座不满，购买了劣座的可能在开场后，见优座有空置，就「跳」到那边享受一下。如果老板把优座以偏低的票价出售，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优座，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老板的总票房收入可能增加。

香港当时的电影院分上下两层，上层分超等及特等，下层分前座、中座及后座，优劣分明，优座的票价较高。我的调查简单：看看优座是否先满，或百分比上先售出较多；看看黄牛老兄是否主要在优座票下注；看看优座的黄牛价的上升是否高于劣座的；看看上下两层之间不能「跳座」的情况与一层之内有什么不同。优座票价偏低的防止跳座假说很快就肯定了，跟着找可以被事实推翻的验证含意，找到几个有趣的，都没有被推翻，所以只几个晚上就知道有足够的资料写一篇文章。不认为重要，但有趣过瘾，发表不会有困难。

回美后动笔，知道有一个理论逻辑的难题需要解决。这就是要证明电影院的老板减价让优座先满，他的总票房收入会高于不减优座之价。不容易，想了一个晚上，想通了。但我要跟同事巴赛尔开一个玩笑：我要完全不用几何或方程式——只用文字——而把这理论要点证出来。虽然作学生时「技术」科目成绩好，但后来少用数，认为劏鸡用不着牛刀，也知道数学是另一种天赋，与自己擅长的天马行空的想象方法有点格格不入。

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Why Are Better Seats “Underpriced”？）是一篇没有任何数学的文章，多个假设与不同系数翻来覆去地纯用文字表达。巴赛尔读得开心，叫绝，说摆明要用数学证明的我纯用文字全部证了出来，他和另一位数学经济同事找不到错处。这篇文章结语最后一段是这样说的：「面对竞争，一个人的行为要看竞争者的行为而定。市价的决定是竞争的结果，也是重要的。但这不是唯一的结果。如果减价可以帮助约束行为，所有合约的参与者可能获益。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有效而又方便地以减价促成。」

在同一结语中，我举出其它例子，其中最清楚的是香港置地的经理人一九六八年在法庭上的陈辞。置地是当时香港最大及一般人认为是管理得最好的房地产公司。经理人说，公司是刻意地把写字楼的租金调低，约低于市价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他称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租客排队等位，他们可选租客，而租客见有人等位，交租会较为准时，也会较为遵守租约指定的规则。

后来朋友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wage theory）来自优座票价偏低一文，尤其是香港置地的例子。把「出售」改为「购买」，这新理论是说，雇主刻意地把工资提升，高于他们可以聘请之价，是赶驴子的故事：前有红萝卜，后有棍子。工资提升，员工较为卖力，是红萝卜，而有人排队等职位，则是棍子了。这理论的漏洞多得离奇：红萝卜与棍子分不开；市场所有雇主皆用此法，何来棍子了？所有工资皆红萝卜，要怎样算才对呢？

效率工资的一个主要用场，是解释失业：工资不易向下调整，所以失业较多。二○○○年的春天，一位诺奖得主到港大讲话，讲效率工资与失业的关系。我在场作主持，他讲后我抢先提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时间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一般用件工合约，而奖金制也普及，纯时间工资的不多见，你的理论怎样了？」他无从回应。多知世事就占了先机！

从来不否认较高的薪酬会有较佳的工作表现。曾经打趣地说过，如果有刊物出稿酬一百大元一个字，我的文章可以写得像苏东坡！老人家也真倒霉，虽然没有谁会贬低老人家的本领，但也没有谁会那样傻，出百元一字考一下老人家。问题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后起之秀，竟然以不成气候的效率工资理论来考一下神州大地的劳苦大众！

是的，这几年，无论是支持人民币升值，或提升最低工资，或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或大谈经济转型，等等的言论，我都看到效率工资理论的影子，看到座位票价，看到香港置地。回归新秀加进去的发明，是红萝卜与棍子再不是由私营企业的老板决定，而是由政府强制。这算是什么学问了？

座位票价影响了老人家，老人家例举香港置地，香港置地影响了效率工资，效率工资影响了回归新秀，回归新秀影响了北京政策，北京政策把工人赶回乡去耕田。是幻想吗？还是神州大乱了？

拙作《北京出手四万亿的经济分析》十一月十八日在这里发表时，编辑先生加了一段按语：「中国政府昨天宣布，为了稳定就业局势，暂缓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变相冻结新劳动法。」此按不对。新劳动法的江山依旧，何来变相哉？暂缓最低工资的上调，或这里那里放宽一点，有小助，但正着是撤销，因为有影响力的最低工资存在，劳苦大众的生活不会好过。

最低工资在国内不同地区各顾各的存在了好些年，为恐打草惊蛇，我不说。当时的最低工资低，一般没有影响力，而偶有比市场低薪略高的，没有谁执行。新劳动法的引进强化了最低工资的执行，而法定的「最低」，这些日子的升幅一般高于通胀率。新劳动法带来的反效果是明显的：今天，收入最低的工人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还有工作的工作时间是愈来愈少了。为什么到了今时今日，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新劳动法呢？

我在经济学作出的比较重要的贡献，屈指算来近两掌之数。其中自己感到最满意的，行内不重视，可能因为与传统的分析格格不入吧。逻辑上我不可能错，而对真实世界的市场观察了数十年，认识与行内的朋友差别颇大。我是写了出来的，一九八三年以The Contractual Nature of the Firm（《公司的合约本质》）为题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是该期的首篇。二十五年过去，该文大有名堂，可惜行家们到今天还看不到其中要点。

该文说的要点，是经济学课本及课本之外的有关分析，永远把生产要素（如劳力、土地等）的市场与产品市场分为两个市场，课本一律在两个不同的部分处理，是大错。以我之见，市场是权利交换的地方，扩大起来只一个，其中的合约安排千变万化，各各不同，而不同合约安排的选择，一般是为了节省交易费用。后来我在其它文章补充：因为人的自私，或政府多加左右，提升交易费用的安排出现，可以是灾难。美国的金融合约安排是一例，中国的新劳动合同法也是一例。

我曾经提到一个尴尬例子。二十多年前被迫作评审，决定一个助理教授应否升级。见该教授专于产出函数研究，我问：「当你在街头让一个孩子替你擦皮鞋，擦好后给他一元。这一元是购买孩子的劳力呢？还是购买皮鞋给擦亮了？」他答不出来，不能升级。我也说过战后香港西湾河山头家家户户穿珠仔为生计的例子，拿开了中间人，劳力市场就是产品市场。在工厂见到的件工合约安排，略为复杂，但拆穿了跟穿珠仔没有两样。二战时在广西，每十天有「趁墟」之盛，农民带产品集中一处销售，既是产品市场，也是他们的劳力市场了。就是今天，周末到农村一行，在农地或路旁购买农作物，也是二市难分：基本上二者一也，分之蠢也。

既然二者一也，管一就是管二，管制劳动市场就是管制产品市场，法定最低工资就是法定物价管制。那些高举自由产品市场而又赞同最低工资的经济学者，是有点胡涂了。

离开了擦皮鞋或穿珠仔，合约的形式变化多，例如以时间算工资，或分花红，或算佣金，或送股票，或供食宿，或赐奖赏，或佃农分成……而又或者几项花式合并而为约。然而，无论怎样变，不管搞得如何复杂，皆可翻为件工合约的替代，穿珠仔之类也。从一方面看是雇用合约，是生产要素市场，从另一方面看是产品市场的替代，合约的形式有别，市场一也。

让我提出一个浅问题来考考读者吧。如果今天中国的劳动法规定最低工资是每天一千元人民币，严厉执行，失业会增加吗？答案是不一定。劳动市场可转用件工、或分红、或分成，等等其它合约处理。问题是政府约束一种合约的自由选择（这里指约束时工合约），市场选其它合约安排替代，一般会增加交易费用，而政府见工人一天赚不到他们意图的一千元，多半会左右其它替代合约。这样一来，雇主要迫着关门大吉，被雇的迫着回乡归故里，或到街头卖花生去。严格地说，行乞、犯案也是职业。

那所谓失业，是要有雇主及被雇的存在才出现的。失业主要是工业兴起的发明，工人被炒后一时间找不到其它雇主，自己无乡可归，一时间想不出卖花生之法，要再找雇主，找不到合意的，称为失业。炎黄子孙在地球存在了数千年，失业之声近二十年才听到。

为什么雇主与被雇于工业来得那样普及呢？两个原因。其一是分工合作，集中人手大量产出，每个成员分得的收入会远高于各自为战的产出方法。史密斯一七七六提出的造针工厂是好例子，虽然后来的实际经验证明史前辈远远低估了。其二是好些生产程序，因为交易费用的存在，需要监管。这监管促成了劳工有奴隶性质的形象，剥削之声四起也。然而，多年的观察，知道说剥削工人的人没有一个做过厂。在市场的竞争下，剥削工人谈何容易哉？

这就带来上文提到的问题：为什么新劳动法为祸明确，网上还有读者支持此法呢？利益分子或颜面问题不论，答案是有些人见到某些地方，或某些企业，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是明显地提升了就业工人的收入。这里的重点是租值的存在。最低工资及劳动法例由政府推出，更重要是跟着加进了工会，一个有租值的工厂或企业可以被蚕食而使工人的收入增加。租值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掌握得好不容易（见拙作《供应的行为》第二及第三章）。简单地说一句：租值是资源使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那部分的资产价值。一家工厂大手投资购买了机械，转让出去不值钱的那种投资，工资被迫增加也要继续干下去，其租值是被蚕食了。一间因为苦干得法而打下名堂的企业，有值钱的注册商标，一间工厂研究有获，在发明及设计上拿得专利注册，等等，皆有租值，不是什么最低工资或新劳动法一推出就要关门的。他们有一段颇长的时日可以逆来顺受，但一旦遇到市场大为不景，租值全失，专利名牌就变得麻烦了。这是近今美国汽车行业的困境。庞大的租值被蚕食了数十年，几殆尽矣，怎还可以经得起金融市场的风风雨雨呢？

一般而言，蚕食企业的租值，是需要工会的协助才能成事，所以工会有工人的支持。工会操作的关键（先进之邦的工会，不是目前中国的），是阻碍工人自由参与竞争，因为工人自由竞争不容易蚕食企业的租值。

有幸有不幸，中国的最低工资与新劳动法是来得太早了。君不见，目前纷纷关门大吉的工厂，清一色是接单工业，没有什么租值可言，用不着什么工会对立老板就失踪了。这是不幸。幸者，是关门关得那么快，而又是那么多，其示范大有说服力，好叫有关当局知道容易中先进之邦的劳动法例之计。

可以阻碍工人自由竞争的工会今天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可能因为大有租值的企业目前在中国不多。新劳动法无疑鼓励蚕食租值的工会出现，但要等到中国的发展更上一层楼，大有租值的企业无数，这类工会才会藉新劳动法的存在而林立起来。真的吗？可能不会吧。聪明的老板会意识到只要新劳动法存在，有租值蚕食力的工会早晚会出现，不敢向增加租值的投资下注。

这就是北京的朋友要重视的一个关键问题。要搞经济转型这些日子说得多了，而所谓转型者，就是要鼓励增加租值的行业：研发科技、搞国际名牌，等等。有新劳动法的存在，企业租值上升，蚕食此值的工会随时出现，岂非血本无归乎？新劳动法来得那么早，一则是悲，一则似喜也。我这个老人家是怎样也笑不出来的。

在这次研讨会里，有过很多感动的时刻，如第一天晚宴的时候就堪称感动的一刻。张五常教授在晚宴开始时致词，回忆当年Mundell把他《佃农理论》中的理论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期刊》里刊发的情形。这些故事本来我们都听过、看过很多次了，没想到还能讲出新意来。张教授提到，有一天他被Mundell拉进期刊的编辑室里，原来是让他看将要出版的杂志的印版，可以看到一页页缩小了的印版排在上面。他一开始时不明白为什么让他看这个，仔细地看下去，才发现原来是把他的那篇文章放在开首第一篇的位置上。后来他跟老师Alchian说起这事，Alchian说了一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说到这里，张教授沉默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话：“谢谢Mundell！”

全场掌声雷动之中，我转头看向坐在主位正中的Mundell，他正侧着头听坐他身边的陈平老师的翻译，连连点头，听到最后，脸上泛起笑意，转身迎向从台上走回主位的张教授，相拥在一起……与此同时，在我的耳边，响起跟我同席的张教授的亲戚们的议论，大意是说以往多听张教授说弗里德曼的事，知道他跟弗老很要好，但少听他说Mundell事，没想到原来他们也这么要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那一刻，似有热流掠过，暖人肺腑。

因此，最初当我考虑这一节的小标题时，虽然我曾一度想过要用“感动的一刻”，但这类时刻在这个研讨会里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以突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如此特别的一刻，于是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了现在这个写实的题目。

那是第二天上午张五常教授演讲后的自由发言时发生的事，但如果要细说从头的话，还得从那天清早说起。前一节我已说到过，为着前一天下午因时间所限而使张教授与Mundell之间无法从容地对话、亲眼目睹两位当今最顶级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对碰的历史性一刻未能实现，我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心息此第二天清早起来吃早餐时，尽管看到当时餐厅里坐着的与会者都不是我很熟悉的人，我还是忍不住见到一个就抓住一个述说我这无穷的遗憾，好像要这样不停地述说，才能稍稍发泄内心的懊恼。第一个给我抓住的就是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其实他算是相关人士了，所以后来他还特地跑来问我的名字。

第二个给我抓住的，是一个叫王丽莉的与会者。我其实并不了解她是何许人也，只是在接待与会者登记名字时把姓名与人对上了号，于是认得她也是与会者，就跟她坐在一起吃早餐。这也是因为当时还很早，餐厅里没什么人，我平时熟悉的朋友都还没到，其他认得出是与会者所在的桌子又大致上坐满了人，只有这王丽莉是独自一人的。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跟她坐到一起去了。然后，我照例滔滔不绝地说起昨天下午的遗憾，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她其实是谁，对我说的事情能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与理解，我就只是想说出来而已。王丽莉一边听着，一边表示着附和，但其实我不是想听她说什么，只是沉醉于自己的情绪之中。

最后，王丽莉说了一句：“今天我也想参加自由发言。”我轻轻地听过了这句话，甚至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回应。我不知道王丽莉是早就有此打算，还是因为听了我那一番发泄情绪的“自说自话”之后有所触动而生出这样的念头。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只是隐约地想到，大概所有与会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已；我更不可能知道，当她这一句话在当天上午得以实现之时，竟是成就了这一场研讨会中最伟大的一刻！

当天上午，张五常教授先是进行了一场演讲，内容是回顾《佃农理论》的写作过程及其对后来的一些影响。然后是另一批学者进行主题发言。接下来本来是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忽然又走上讲台，说陈平老师问了他关于最近的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这问题很重要，因此想详细地回答。平时他回答自由发言中的提问时，只是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上，转过身来回答，这样特地再上讲台、正式地面向观众，那是研讨会以来首次出现的事情。于是，在张夫人翻译的协助下，张教授对金融危机的事情又作了较长时间的陈述。讲完后又回到听众的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仍坐在讲台上没有下来。这时，时间已被占去了不少，因此很快的，主持上午会议的茅于轼老师就已经说：“最后一个问题。”

掌控着麦克风的我站了起来，面向观众。我看到王丽莉举起了手，于是把麦克风递给了她。虽然我事前在吃早餐的时候听过她说要参加自由发言，但我其实一转头就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时把麦克风交给她，并不是因为我记着她的话，因此特意地照顾她，把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留给她，而仅仅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举手的人是她。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奇的心灵感应，在我把麦克风递给王丽莉的过程中，我听到茅老师说道：“不一定是要提问，表达想法也是可以的。”

王丽莉开始说了起来。她不是提问，她是在追忆往事，追忆1986年时首钢邀请张五常教授前去演讲，内容是关于以两权分离的办法来推行企业改革。她谈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开始时是怎么想到要请张五常教授，之后又怎么受到一些人质疑张教授的言论，他们又怎样替他维护等等。

王丽莉说罢，张教授却开腔了。他说，既然王丽莉说起往事，他也想追忆一下。当张教授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想哭了，因为我想起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也有回忆到当年的那些干部：“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哭过了，我猜想到张教授将会重述类似的话，所以当他还未开始说，我已经先行想到这一段，忍不住鼻子就已经酸了，眼角就已经湿了。

果然，张教授开始说起这些。但我想不到的是，他讲出了更感人的故事——王丽莉当时的上司李忠凡先生（按：我是听着发音写下这个名字，如写错了同音字，请知情者指正），就是其中一个已经不在的老同志。张教授回忆到他当年的逝世，是因为胃癌。张教授托同事林保华带着5万元送上北京给他冶病。因为是癌症，要治愈是不可能的，张教授花这钱想换来的是“我只是要他过得舒服”。然而，就在林保华到达北京那个晚上，李忠凡先生已经溘然谢世，甚至来不及得知张教授送钱的事。林保华打电话给张教授，问这5万元怎么办。张教授回答：“这是送给朋友的钱，已经送出去了，不可以再拿回来。”然后，多年之后，张教授在一个酒店的大堂里，看到一个年青人向他走来……他，是李忠凡先生的儿子。

我更想不到的是，张教授——以及给他翻译的张夫人——，是呜咽着说出这一切！呜咽着，但仍挣扎着，一字一字的说出来：“所以我很反感外间的人骂中国的高官都是贪污的。我不是说没有腐败这回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所谓的‘太子党’，在国家需要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所以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一切声称对中国好、其实只会把这些前人的努力毁于一旦的愚蠢政策……”（按：第一个省略号之前的内容我记得比较清楚，可以肯定，之后的内容是大意如此，字句不一定很确切，确切的句子要等待录像整理出来之后再行发布。）

我泪如雨下，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徘徊走动，尽管这走动不能抑止我的泪水，但至少可以抑止我的哭声。我不敢看向张五常夫妇，我不忍看他们落泪的情景。我甚至不敢看向全场寂然的观众，因为我怕自己会更加的无法忍住悲戚。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英雄落泪，天地动容。

这落泪的一刻，是历史的一刻。

如果说，在那一刻之前，我还一直深深地懊恼着前一天下午张五常教授与Mundell的高峰对话未能成事，懊恼着这研讨会差那么一点点还是不足以载入史册；那么，在这一刻之后，我才恍然于上苍的用心良苦：原来，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刻的，是现在！

这一刻，有我们，为历史作证……！

五、希望的一刻

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是全面的成功，因为它并不是仅仅有赖于某一个元素的成功。上一节所描述的那一刻，当然是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所在，是使它足以青史留名的关键；但如果仅仅只有那一刻，那么这研讨会终究不过是向已经流逝的岁月、血泪与辉煌致敬，而不曾着眼于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然而，这次研讨会不仅仅如此，它有着一部大片所需的各种元素——喜悦与悲伤、荣耀与缺憾……自然也就还有缅怀与希冀。

这次研讨会的议程安排很巧妙，第一天的一头一尾都有Mundell的出场，第二天上午又有张五常教授的演讲，所以每一个时段都可谓“卡司十足”，吸引着与会者的眼球，会场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然而最让我们这些兼办会务的人担心的，是第二天下午这最后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是征文的颁奖，将登台致词的不是知名学者，而是后起之秀。为此，第二天上午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茅于轼老师一再地强调下午张五常教授还会说话，精彩的内容还在后头，以便挽留多多少少纯为追星的粉丝们。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会场中的人数确实是少了一些，毕竟有一部分人订了下午的飞机，已经离开。张五常教授见状也感到忧心，只怕这下午的部分难免要冷场了。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虽然下午的人数确实是所有时段中最少的，但一直坚持着留下看到最后的人，可以自豪地对本来可以留下、却提前离开的人说一句：“你们走宝了！”

大会从四十多篇参赛文章中选拔出五篇予以授奖。先由朱锡庆老师致词并宣布获奖文章名单，朱老师在致词中强调了现在的经济学界更需要互相认可同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就，而不是着重于互相攻讦，言辞恳切，可谓诚意拳拳。然后由张五常教授亲手为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颁发奖状，并发表了祝贺演说。在这相对简短的演说中，张教授强调的是，也许技巧尚须磨砺，但这次征文比赛的最大成就，在于证明了很多中国学子确实是热衷于解释事实现象的题材的。这已经足够可喜可贺了。这样的征文比赛将会继续一年一度地进行下去，假以时日，也许就真的能成就以“经济解释”为目的的中国学派。张教授的有关想法，在紧接其后的专栏文章《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一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随后，是由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上台发表获奖感想。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的发言，正是第二天下午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整个研讨会中最富有“希望的一刻”。每一个人的发言大致上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述说自己是如何走进张五常经济学、也就是经济解释的经济学的殿堂的，言辞诚真情挚，令人动容；其二，是简介文章的写作动机与要解释的现象，无不新颖鲜活、引人入胜。

先说诚真情挚那一部分。当我从会议回来之后，张五常夫人打电话给我，说起第二天下午竟是如此令人喜出望外的成功时，她说她当时听一些获奖者的发言都听得哭了。我马上说：“是的，这次会议我哭了两次，一次是教授和你哭的时候，另一次就是听一些获奖者发言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一位获奖者的文章是关于农资融资的。他陈述为什么他要写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家里很穷，每一次上学的学费都要靠借钱，就是农资赊销这种制度安排使他能够一直读到了大学。由此他很熟悉这种农村金融的融资方式，然后思考到为什么这种形式的金融合约可以在农村里普遍存在。

张夫人则还提到，有一位获奖者的发言也使她很感动。那发言者称，他能读上博士，多亏了张五常教授。当时他向他意向中的导师写了大量的邮件，内容就是针对张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每隔几页就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一篇又一篇的读书笔记寄给导师看，终于打动了对方接受他为学生。

除了感人的发言，有些还颇为风趣幽默。如张翔的发言，巧妙而正确地使用着各种经济学术语。他谈到他之前参加过张五常教授的70大寿，之前周其仁老师问他是否愿意参加，他马上答道，就是自费也愿意。但最后是周其仁老师给他付了费用，这次又是张五常教授自掏腰包请他们这些作者来，出席这样的会议真是有很高的“消费者剩余”。至于居然文章还获了奖，那完全就是“利润”了，是意料之外的“风落”。这一番妙语连珠，让听众无不拍手大笑。

再说获奖文章解释的现象。获奖的五篇文章，获较高奖金的两篇中，一篇是关于温州标会会案的，解释的是一个并非由于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小规模金融危机的现象；另一篇就是上述的关于农资赊销中的金融合约的现象。另外三篇，一篇关于“枪手”现象（即代考各种国家考试及代写各种毕业论文的现象）、一篇关于为奥运会而开通的地铁内因地铁公司与移动通信商的分成问题而使得在奥运会开幕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地铁内仍然没有手机信号的现象、一篇关于司法系统里的业绩考核采用算人头与分成相结合的现象。

这些文章都以一个新奇有趣的现象为题材，获奖者在陈述有关现象时，甚至连张五常教授都不由得好奇地翻看他们的题目。后来，张教授打电话给我时，谈到香港来的经济学者听了获奖者的发言，也对他们的文章的题材赞不绝口，说从来没见过有学术文章是关于那么好的题材的。

总而言之，每一个获奖者的发言都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当每一个获奖者结束发言走下讲台时，观众席的掌声之热烈和响亮，绝不下于此前献给那些知名学者们的掌声。而如果说后者多多少少还是因为他们的名气而获得如此的崇敬，前者就完全是凭着他们的精彩发言赢得听众由衷地用力鼓掌。

我不由得深深地折服于安排这会议日程的人。在这会议最后的时段，让我们看到新生的一代崭露头角，让我们看到《佃农理论》走过漫漫的四十年后在这一刻点燃了接力的火炬，让我们看到这会议恰恰就在“希望的一刻”划上句号……

六、结束的一刻

结束的一刻，是向松祚博士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说，他并不认为他这算是总结发言，他只想说希望，那就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召开《佃农理论》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纪念会。

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无疑张五常教授会有这样的传世百年的希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希望看到的，一定是到今年算作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创下的人类历史的奇迹，可以延续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都不算长。

但愿永远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刻。

七、结语

当我在今年七月份从科斯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上回来之后，我一口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记叙性散文《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并将其中一部分发布于张五常博客之内。这次参加“《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收获到对我个人来说最愉快的一个夸奖，就是有好些朋友都当面向我说，之前关于芝大会议的那篇散文写得很好。朱锡庆老师的夸奖尤其有技巧，他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害他少写了一万字的稿子，因为他想写的东西都给我写光了，他顶多只能再写个两千字的稿子，专门讲讲长沙的（一笑）。

在那关于芝大会议的长文里，我自己最感满意的，是《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那一部分，我那对经济学完全一窍不通、对科斯是何方神圣根本一无所知的母亲，看了都说让她潸然泪下。

那一部分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张五常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恐怕要被人民币汇率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错得离谱的经济政策一棒打断的忧心已经溢于言表多时了。然而，我还是抱着侥幸万一之心，写下了那一句话。

时至今日，当初的风声鹤唳，已切切实实地变化发展成如今的哀鸿遍野。我再也无法闭目塞听、无视现实地重述类似的豪言壮语。并不掌握回天之力的我们，只能企盼文字真的有其神奇的魔力，以此祈求上苍——

请赐予这个国家以智慧，穿透纷繁杂乱、迷人眼目的喧嚣，看到朴实无华的真理；请赐予这片土地以力量，把智慧的所见贯彻为行动，使几千年来的苦难与黑暗永远尘封为历史，使三十年来的奇迹与辉煌得以延续千秋……

在这结语里，我不敢再言“一定”，我只能说……“但愿”！

在这次研讨会里，有过很多感动的时刻，如第一天晚宴的时候就堪称感动的一刻。张五常教授在晚宴开始时致词，回忆当年Mundell把他《佃农理论》中的理论部分在《政治经济学期刊》里刊发的情形。这些故事本来我们都听过、看过很多次了，没想到还能讲出新意来。张教授提到，有一天他被Mundell拉进期刊的编辑室里，原来是让他看将要出版的杂志的印版，可以看到一页页缩小了的印版排在上面。他一开始时不明白为什么让他看这个，仔细地看下去，才发现原来是把他的那篇文章放在开首第一篇的位置上。后来他跟老师Alchian说起这事，Alchian说了一句“这对你会有帮助的。”说到这里，张教授沉默停顿了一下，然后说出最后一句话：“谢谢Mundell！”

全场掌声雷动之中，我转头看向坐在主位正中的Mundell，他正侧着头听坐他身边的陈平老师的翻译，连连点头，听到最后，脸上泛起笑意，转身迎向从台上走回主位的张教授，相拥在一起……与此同时，在我的耳边，响起跟我同席的张教授的亲戚们的议论，大意是说以往多听张教授说弗里德曼的事，知道他跟弗老很要好，但少听他说Mundell事，没想到原来他们也这么要好，有如此之深的渊源。那一刻，似有热流掠过，暖人肺腑。

因此，最初当我考虑这一节的小标题时，虽然我曾一度想过要用“感动的一刻”，但这类时刻在这个研讨会里实在是太多了，不足以突出我接下来要描述的如此特别的一刻，于是最后我还是决定采用了现在这个写实的题目。

那是第二天上午张五常教授演讲后的自由发言时发生的事，但如果要细说从头的话，还得从那天清早说起。前一节我已说到过，为着前一天下午因时间所限而使张教授与Mundell之间无法从容地对话、亲眼目睹两位当今最顶级的经济学大师的思想对碰的历史性一刻未能实现，我一直耿耿于怀，难以心息此第二天清早起来吃早餐时，尽管看到当时餐厅里坐着的与会者都不是我很熟悉的人，我还是忍不住见到一个就抓住一个述说我这无穷的遗憾，好像要这样不停地述说，才能稍稍发泄内心的懊恼。第一个给我抓住的就是Mundell的学生陈红一，其实他算是相关人士了，所以后来他还特地跑来问我的名字。

第二个给我抓住的，是一个叫王丽莉的与会者。我其实并不了解她是何许人也，只是在接待与会者登记名字时把姓名与人对上了号，于是认得她也是与会者，就跟她坐在一起吃早餐。这也是因为当时还很早，餐厅里没什么人，我平时熟悉的朋友都还没到，其他认得出是与会者所在的桌子又大致上坐满了人，只有这王丽莉是独自一人的。仅仅是因为这个缘故，我就跟她坐到一起去了。然后，我照例滔滔不绝地说起昨天下午的遗憾，尽管我完全不知道她其实是谁，对我说的事情能有多大程度的了解与理解，我就只是想说出来而已。王丽莉一边听着，一边表示着附和，但其实我不是想听她说什么，只是沉醉于自己的情绪之中。

最后，王丽莉说了一句：“今天我也想参加自由发言。”我轻轻地听过了这句话，甚至没有对此作出什么回应。我不知道王丽莉是早就有此打算，还是因为听了我那一番发泄情绪的“自说自话”之后有所触动而生出这样的念头。当时我不知道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只是隐约地想到，大概所有与会者或多或少都会有这样的想法而已；我更不可能知道，当她这一句话在当天上午得以实现之时，竟是成就了这一场研讨会中最伟大的一刻！

当天上午，张五常教授先是进行了一场演讲，内容是回顾《佃农理论》的写作过程及其对后来的一些影响。然后是另一批学者进行主题发言。接下来本来是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忽然又走上讲台，说陈平老师问了他关于最近的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形势的问题，这问题很重要，因此想详细地回答。平时他回答自由发言中的提问时，只是坐在观众席的第一排上，转过身来回答，这样特地再上讲台、正式地面向观众，那是研讨会以来首次出现的事情。于是，在张夫人翻译的协助下，张教授对金融危机的事情又作了较长时间的陈述。讲完后又回到听众的自由发言，但张五常夫妇仍坐在讲台上没有下来。这时，时间已被占去了不少，因此很快的，主持上午会议的茅于轼老师就已经说：“最后一个问题。”

掌控着麦克风的我站了起来，面向观众。我看到王丽莉举起了手，于是把麦克风递给了她。虽然我事前在吃早餐的时候听过她说要参加自由发言，但我其实一转头就已经把这件事给忘了，那时把麦克风交给她，并不是因为我记着她的话，因此特意地照顾她，把最后一个问题的机会留给她，而仅仅是因为我第一眼看到举手的人是她。似乎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神奇的心灵感应，在我把麦克风递给王丽莉的过程中，我听到茅老师说道：“不一定是要提问，表达想法也是可以的。”

王丽莉开始说了起来。她不是提问，她是在追忆往事，追忆1986年时首钢邀请张五常教授前去演讲，内容是关于以两权分离的办法来推行企业改革。她谈到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开始时是怎么想到要请张五常教授，之后又怎么受到一些人质疑张教授的言论，他们又怎样替他维护等等。

王丽莉说罢，张教授却开腔了。他说，既然王丽莉说起往事，他也想追忆一下。当张教授说到这一句的时候，我已经开始想哭了，因为我想起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里也有回忆到当年的那些干部：“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与一群老同志在北京会面时，我不客气地直言：「你们把国家搞得一团糟，要替我把国家修理好。」我们成为好朋友。伤感的是，他们之中多位已经不在了。他们后来做到的，远超我的期望。午夜思回，有时我幻想着要是这些老同志还活着，见到今天的中国，会有怎么样的反应呢？”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就哭过了，我猜想到张教授将会重述类似的话，所以当他还未开始说，我已经先行想到这一段，忍不住鼻子就已经酸了，眼角就已经湿了。

果然，张教授开始说起这些。但我想不到的是，他讲出了更感人的故事——王丽莉当时的上司李忠凡先生（按：我是听着发音写下这个名字，如写错了同音字，请知情者指正），就是其中一个已经不在的老同志。张教授回忆到他当年的逝世，是因为胃癌。张教授托同事林保华带着8万元送上北京给他冶病。因为是癌症，要治愈是不可能的，张教授花这钱想换来的是“我只是要他过得舒服”。然而，就在林保华到达北京那个晚上，李忠凡先生已经溘然谢世，甚至来不及得知张教授送钱的事。林保华打电话给张教授，问这8万元怎么办。张教授回答：“这是送给朋友的钱，已经送出去了，不可以再拿回来。”然后，多年之后，张教授在一个酒店的大堂里，看到一个年青人向他走来……他，是李忠凡先生的儿子。

我更想不到的是，张教授——以及给他翻译的张夫人——，是呜咽着说出这一切！呜咽着，但仍挣扎着，一字一字的说出来：“所以我很反感外间的人骂中国的高官都是贪污的。我不是说没有腐败这回事，但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很多所谓的‘太子党’，在国家需要他们站起来的时候，他们站了起来……所以我反对新劳动合同法，反对一切声称对中国好、其实只会把这些前人的努力毁于一旦的愚蠢政策……”（按：第一个省略号之前的内容我记得比较清楚，可以肯定，之后的内容是大意如此，字句不一定很确切，确切的句子要等待录像整理出来之后再行发布。）

我泪如雨下，在一个角落里不停地徘徊走动，尽管这走动不能抑止我的泪水，但至少可以抑止我的哭声。我不敢看向张五常夫妇，我不忍看他们落泪的情景。我甚至不敢看向全场寂然的观众，因为我怕自己会更加的无法忍住悲戚。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处。

英雄落泪，天地动容。

这落泪的一刻，是历史的一刻。

如果说，在那一刻之前，我还一直深深地懊恼着前一天下午张五常教授与Mundell的高峰对话未能成事，懊恼着这研讨会差那么一点点还是不足以载入史册；那么，在这一刻之后，我才恍然于上苍的用心良苦：原来，注定要成为历史的一刻的，是现在！

这一刻，有我们，为历史作证……！

五、希望的一刻

这次研讨会的成功，是全面的成功，因为它并不是仅仅有赖于某一个元素的成功。上一节所描述的那一刻，当然是整个研讨会的高潮所在，是使它足以青史留名的关键；但如果仅仅只有那一刻，那么这研讨会终究不过是向已经流逝的岁月、血泪与辉煌致敬，而不曾着眼于承前启后、开创未来。然而，这次研讨会不仅仅如此，它有着一部大片所需的各种元素——喜悦与悲伤、荣耀与缺憾……自然也就还有缅怀与希冀。

这次研讨会的议程安排很巧妙，第一天的一头一尾都有Mundell的出场，第二天上午又有张五常教授的演讲，所以每一个时段都可谓“卡司十足”，吸引着与会者的眼球，会场总是坐得满满当当的。然而最让我们这些兼办会务的人担心的，是第二天下午这最后的时段。因为这一时段是征文的颁奖，将登台致词的不是知名学者，而是后起之秀。为此，第二天上午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茅于轼老师一再地强调下午张五常教授还会说话，精彩的内容还在后头，以便挽留多多少少纯为追星的粉丝们。

第二天下午的时候，会场中的人数确实是少了一些，毕竟有一部分人订了下午的飞机，已经离开。张五常教授见状也感到忧心，只怕这下午的部分难免要冷场了。

但事实证明，这一切担心都是多余的。虽然下午的人数确实是所有时段中最少的，但一直坚持着留下看到最后的人，可以自豪地对本来可以留下、却提前离开的人说一句：“你们走宝了！”

大会从四十多篇参赛文章中选拔出五篇予以授奖。先由朱锡庆老师致词并宣布获奖文章名单，朱老师在致词中强调了现在的经济学界更需要互相认可同行哪怕是微不足道的成就，而不是着重于互相攻讦，言辞恳切，可谓诚意拳拳。然后由张五常教授亲手为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颁发奖状，并发表了祝贺演说。在这相对简短的演说中，张教授强调的是，也许技巧尚须磨砺，但这次征文比赛的最大成就，在于证明了很多中国学子确实是热衷于解释事实现象的题材的。这已经足够可喜可贺了。这样的征文比赛将会继续一年一度地进行下去，假以时日，也许就真的能成就以“经济解释”为目的的中国学派。张教授的有关想法，在紧接其后的专栏文章《经济解释会成为中国学派吗？》一文中有更详尽的阐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随后，是由五篇获奖文章的作者上台发表获奖感想。事前没有人想到，他们的发言，正是第二天下午最闪亮的部分，也是整个研讨会中最富有“希望的一刻”。每一个人的发言大致上由两部分组成：其一，是述说自己是如何走进张五常经济学、也就是经济解释的经济学的殿堂的，言辞诚真情挚，令人动容；其二，是简介文章的写作动机与要解释的现象，无不新颖鲜活、引人入胜。

先说诚真情挚那一部分。当我从会议回来之后，张五常夫人打电话给我，说起第二天下午竟是如此令人喜出望外的成功时，她说她当时听一些获奖者的发言都听得哭了。我马上说：“是的，这次会议我哭了两次，一次是教授和你哭的时候，另一次就是听一些获奖者发言的时候。”让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一位获奖者的文章是关于农资融资的。他陈述为什么他要写这个题材，是因为他出身于农村，家里很穷，每一次上学的学费都要靠借钱，就是农资赊销这种制度安排使他能够一直读到了大学。由此他很熟悉这种农村金融的融资方式，然后思考到为什么这种形式的金融合约可以在农村里普遍存在。

张夫人则还提到，有一位获奖者的发言也使她很感动。那发言者称，他能读上博士，多亏了张五常教授。当时他向他意向中的导师写了大量的邮件，内容就是针对张教授的三卷本《经济解释》，每隔几页就写一篇读书笔记，这样一篇又一篇的读书笔记寄给导师看，终于打动了对方接受他为学生。

除了感人的发言，有些还颇为风趣幽默。如张翔的发言，巧妙而正确地使用着各种经济学术语。他谈到他之前参加过张五常教授的70大寿，之前周其仁老师问他是否愿意自费参加，他马上答应。但最后是周其仁老师给他付了费用，这次又是张五常教授自掏腰包请他们这些作者来，出席这样的会议真是有很高的“消费者剩余”。至于居然文章还获了奖，那完全就是“利润”了，是意料之外的“风落”。这一番妙语连珠，让听众无不拍手大笑。

再说获奖文章解释的现象。获奖的五篇文章，获较高奖金的两篇中，一篇是关于温州标会会案的，解释的是一个并非由于政府干预而导致的小规模金融危机的现象；另一篇就是上述的关于农资赊销中的金融合约的现象。另外三篇，一篇关于“枪手”现象（即代考各种国家考试及代写各种毕业论文的现象）、一篇关于为奥运会而开通的地铁内因地铁公司与移动通信商的分成问题而使得在奥运会开幕之后的一段时日里地铁内仍然没有手机信号的现象、一篇关于司法系统里的业绩考核采用算人头与分成相结合的现象。

这些文章都以一个新奇有趣的现象为题材，获奖者在陈述有关现象时，甚至连张五常教授都不由得好奇地翻看他们的题目。后来，张教授打电话给我时，谈到香港来的经济学者听了获奖者的发言，也对他们的文章的题材赞不绝口，说从来没见过有学术文章是关于那么好的题材的。

总而言之，每一个获奖者的发言都精彩纷呈、各具特色。当每一个获奖者结束发言走下讲台时，观众席的掌声之热烈和响亮，绝不下于此前献给那些知名学者们的掌声。而如果说后者多多少少还是因为他们的名气而获得如此的崇敬，前者就完全是凭着他们的精彩发言赢得听众由衷地用力鼓掌。

我不由得深深地折服于安排这会议日程的人。在这会议最后的时段，让我们看到新生的一代崭露头角，让我们看到《佃农理论》走过漫漫的四十年后在这一刻点燃了接力的火炬，让我们看到这会议恰恰就在“希望的一刻”划上句号……

六、结束的一刻

结束的一刻，是向松祚博士作大会总结发言。他说，他并不认为他这算是总结发言，他只想说希望，那就是我们以后还可以再召开《佃农理论》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的纪念会。

听着这番话的时候，我不由自主地想到的却是：作为一个经济学者，无疑张五常教授会有这样的传世百年的希望；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更希望看到的，一定是到今年算作三十年的中国经济改革所创下的人类历史的奇迹，可以延续四十年、五十年、六十年……一百年……甚至两百年……都不算长。

但愿永远永远，也没有……结束的一刻。

七、结语

当我在今年七月份从科斯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上回来之后，我一口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记叙性散文《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并将其中一部分发布于张五常博客之内。这次参加“《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收获到对我个人来说最愉快的一个夸奖，就是有好些朋友都当面向我说，之前关于芝大会议的那篇散文写得很好。朱锡庆老师的夸奖尤其有技巧，他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害他少写了一万字的稿子，因为他想写的东西都给我写光了，他顶多只能再写个两千字的稿子，专门讲讲长沙的（一笑）。

在那关于芝大会议的长文里，我自己最感满意的，是《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那一部分，我那对经济学完全一窍不通、对科斯是何方神圣根本一无所知的母亲，看了都说让她潸然泪下。

那一部分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张五常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恐怕要被人民币汇率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错得离谱的经济政策一棒打断的忧心已经溢于言表多时了。然而，我还是抱着侥幸万一之心，写下了那一句话。

时至今日，当初的风声鹤唳，已切切实实地变化发展成如今的哀鸿遍野。我再也无法闭目塞听、无视现实地重述类似的豪言壮语。并不掌握回天之力的我们，只能企盼文字真的有其神奇的魔力，以此祈求上苍——

请赐予这个国家以智慧，穿透纷繁杂乱、迷人眼目的喧嚣，看到朴实无华的真理；请赐予这片土地以力量，把智慧的所见贯彻为行动，使几千年来的苦难与黑暗永远尘封为历史，使三十年来的奇迹与辉煌得以延续千秋……

在这结语里，我不敢再言“一定”，我只能说……“但愿”！

朋友察觉到吗？奥巴马获选美国总统有一个相对现象。一方面，黑人获选是创举，令人欣赏的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有种族歧视的迹象。六个月前，约四十个美国学生跟我会面，问及，他们绝大多数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严重的。几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国黑人，问他喜不喜欢中国。回应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欢的是中国。他的解释简单了当：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毫无种族歧视的地方。炎黄子孙先敬罗衣后敬人，是另一种歧视，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为神州大地的不同「种族」无数，鱼目混珠，搞种族歧视的费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知道歧视黑人严重，千方百计地要改善这个恶习。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欢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说，凡是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学生，要抽签，抽中了，白人区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区去上课，倒过来黑人区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区去上课。意图把黑、白二族混合，让他们从小结交，希望消除种族歧视。

你可以想到「强迫巴士」的困难吗？我当时在西雅图，住区平凡，多是北欧人，算是白人区了。有两个正要进学的小孩，怎么办？西雅图比北京还要北，冬天，早上九时半才微见曙光，如果儿女进公校，抽中巴士签，他们要六时起床，步行约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淫雨霏霏，怎可让几岁大的去冒这个险呢？何况坐巴士一程个多小时，每天两个多小时儿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吗？所以选私校，交高学费，早上八时驾车送儿女到学校后，自己上班去。记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终于取缔。在这期间美国的私营中、小学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于今。

提到上述，是要读者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不易处理，其持续时日可能以世纪算。奥巴马任总统会是个大转机吗？可能是，希望是。这转机的要点，是黑人连美国总统也当上了，再歧视不是很无聊吗？

奥巴马在这个时刻当总统，幸或不幸，其成败得失会相当极端化。美国的金融风暴属大灾难，处理得好，处理得妙，奥巴马会是个大英雄，足以万世流芳矣。看来很不容易处理，搞不好不难明白，而源头与他无关，民意不易大跌。问题是处理如有失误，容易搞得一团糟，举世的人观看着，不幸的评价会很极端。明显地损害了人民财富的错失，历史上没有谁客气过。

想到这些，因为奥巴马上任后很可能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大难题！那是通用汽车应不应该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奥巴马上任前有了决策，或到时通用汽车已经宣布破产了。但也可能还没有定案，要奥巴马拍板。动笔写此文之际，两个相对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奥巴马说要救，代表布殊总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难猜：只救金融已经够头痛了，而救企业是救之不尽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时何日，再救其它，底线要在哪里划下呢？

不救，让通用关门，其它两家美国大汽车厂的生存机会增加。问题是通用汽车不单是一家大汽车公司或一家大企业。通用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世界的一个主角。在美国求学时我对通用高山仰止。后来在西雅图华大任职，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顾问，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通用的典故。

当时同事说，通用汽车是地球历史上唯一的任何机械产品都可以制造的工厂︰从汽车到坦克到飞机到航空母舰到潜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会有高水平——凡是机械，通用无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国生活时，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这个称呼被引用到其它行业去，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说某企业怎样了不起，有怀疑的会问︰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们是通用汽车吗？）通用产出的最高档次的凯迪拉克汽车（Cadillac），在日常谈话中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质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机，你问好不好，他回应：It is Cadillac——是说照相机之王也。没有谁会用劳斯莱斯作此比喻，也没有谁会说凌志。以一物代表最优质的称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历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刚好一百周年。一九二九到上海开业，战争之前那里的富家子弟没有谁不以拥有一部通用的别克（Buick）为荣。一九六七年，通用销售汽车一亿辆，与今天一年不到二千万辆相比，恍若隔世。他们最平民化的汽车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历史上销售最多的汽车。

在美国生活时我是通用的捧场客，喜欢他们产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经打趣说，通用的汽车整架坏了也可以行。价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国零售约美元四万，中等的Chevrolet减半。考虑到美国的最低工资高，汽车工会势力大，这样的零售价反映着通用是一家产出效率了不起的机构。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没有，只是局限所在，不能办到。有三步。一、撤销最低工资，也让劳资双方有个别议订合约的自由，工会及政府不能左右。二、发行股票或债券集资。执笔写此文之际，通用的股价约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会在十美元以下捧场，君子一言也。各地银行也会刮目相看，可能乐意借钱了。三、由政府出面，强力要求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取消汽车进口税。

通用汽车的顶级人材那么多，产出运作的经验那么老到，持有的发明及设计专利无数，百年信誉，招牌点止金漆咁简单？有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价比价，质量比质量，今天在上海产出的通用汽车斗得过在美国本土产出的。

在美国投资产出的德、日汽车，到今天还没有出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躲到美国南部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设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不幸，是美国的劳动法衍生出来的悲剧。地大物博如斯也闯祸，中了计，北京的朋友见前车而可鉴乎？

朋友察觉到吗？奥巴马获选美国总统有一个相对现象。一方面，黑人获选是创举，令人欣赏的是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我们看不到有种族歧视的迹象。六个月前，约四十个美国学生跟我会面，问及，他们绝大多数支持奥巴马。另一方面，美国的种族歧视是严重的。几年前在上海某酒吧遇到一位美国黑人，问他喜不喜欢中国。回应是他走遍地球，最喜欢的是中国。他的解释简单了当：中国是他到过的唯一毫无种族歧视的地方。炎黄子孙先敬罗衣后敬人，是另一种歧视，也足以令人反胃。可能因为神州大地的不同「种族」无数，鱼目混珠，搞种族歧视的费用是太高了。

多年以来，美国政府知道歧视黑人严重，千方百计地要改善这个恶习。最大手的一次，搞得不欢而散的，是三十多年前推出mandatory busing。那是说，凡是进入公立中、小学的学生，要抽签，抽中了，白人区的要坐政府提供的巴士到黑人区去上课，倒过来黑人区的要坐巴士到白人区去上课。意图把黑、白二族混合，让他们从小结交，希望消除种族歧视。

你可以想到「强迫巴士」的困难吗？我当时在西雅图，住区平凡，多是北欧人，算是白人区了。有两个正要进学的小孩，怎么办？西雅图比北京还要北，冬天，早上九时半才微见曙光，如果儿女进公校，抽中巴士签，他们要六时起床，步行约一英里坐巴士去。天全黑，往往淫雨霏霏，怎可让几岁大的去冒这个险呢？何况坐巴士一程个多小时，每天两个多小时儿女要坐在巴士上，值得吗？所以选私校，交高学费，早上八时驾车送儿女到学校后，自己上班去。记不起巴士政策搞了多少年，吵得你死我活，终于取缔。在这期间美国的私营中、小学大行其道，公立的一蹶不振，以迄于今。

提到上述，是要读者知道种族歧视这回事不易处理，其持续时日可能以世纪算。奥巴马任总统会是个大转机吗？可能是，希望是。这转机的要点，是黑人连美国总统也当上了，再歧视不是很无聊吗？

奥巴马在这个时刻当总统，幸或不幸，其成败得失会相当极端化。美国的金融风暴属大灾难，处理得好，处理得妙，奥巴马会是个大英雄，足以万世流芳矣。看来很不容易处理，搞不好不难明白，而源头与他无关，民意不易大跌。问题是处理如有失误，容易搞得一团糟，举世的人观看着，不幸的评价会很极端。明显地损害了人民财富的错失，历史上没有谁客气过。

想到这些，因为奥巴马上任后很可能要处理的第一个问题，是大难题！那是通用汽车应不应该由政府挽救。有可能在奥巴马上任前有了决策，或到时通用汽车已经宣布破产了。但也可能还没有定案，要奥巴马拍板。动笔写此文之际，两个相对观点清楚地表达了：奥巴马说要救，代表布殊总统的财政部长保尔森说不救。不救的理由不难猜：只救金融已经够头痛了，而救企业是救之不尽的。救通用，只一家也不知要救到何时何日，再救其它，底线要在哪里划下呢？

不救，让通用关门，其它两家美国大汽车厂的生存机会增加。问题是通用汽车不单是一家大汽车公司或一家大企业。通用是美国的光辉，是美国经济历史炫耀世界的一个主角。在美国求学时我对通用高山仰止。后来在西雅图华大任职，一位同事是通用的多年顾问，从他那里听到不少关于通用的典故。

当时同事说，通用汽车是地球历史上唯一的任何机械产品都可以制造的工厂︰从汽车到坦克到飞机到航空母舰到潜水艇，要造都可以造，而且一律会有高水平——凡是机械，通用无所不能。也是我在美国生活时，General Motors（通用汽车）这个称呼被引用到其它行业去，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地位。例如某人说某企业怎样了不起，有怀疑的会问︰Are they General Motors？（他们是通用汽车吗？）通用产出的最高档次的凯迪拉克汽车（Cadillac），在日常谈话中代表着不可以被超越的质量。例如某君手持一部照相机，你问好不好，他回应：It is Cadillac——是说照相机之王也。没有谁会用劳斯莱斯作此比喻，也没有谁会说凌志。以一物代表最优质的称呼，我能想到的只是Cadillac。

通用有逾百年的历史，正式成立是一九○八，今天刚好一百周年。一九二九到上海开业，战争之前那里的富家子弟没有谁不以拥有一部通用的别克（Buick）为荣。一九六七年，通用销售汽车一亿辆，与今天一年不到二千万辆相比，恍若隔世。他们最平民化的汽车牌子是Chevrolet，可能是历史上销售最多的汽车。

在美国生活时我是通用的捧场客，喜欢他们产出的安全可靠。上述的同事曾经打趣说，通用的汽车整架坏了也可以行。价格也相宜。今天，一部中等的Cadillac在美国零售约美元四万，中等的Chevrolet减半。考虑到美国的最低工资高，汽车工会势力大，这样的零售价反映着通用是一家产出效率了不起的机构。

挽救通用的方法不是没有，只是局限所在，不能办到。有三步。一、撒销最低工资，也让劳资双方有个别议订合约的自由，工会及政府不能左右。二、发行股票或债券集资。执笔写此文之际，通用的股价约三美元。如果第一步全部通了，我会在十美元以下捧场，君子一言也。各地银行也会刮目相看，可能乐意借钱了。三、由政府出面，强力要求中国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取消汽车进口税。

通用汽车的顶级人材那么多，产出运作的经验那么老到，持有的发明及设计专利无数，百年信誉，招牌点止金漆咁简单？有这一切，我不相信在自由市场的竞争下，价比价，质量比质量，今天在上海产出的通用汽车斗得过在美国本土产出的。

在美国投资产出的德、日汽车，到今天还没有出事，主要是因为他们躲到美国南部工会势力较弱的地区设厂。通用、福特、克莱斯勒的不幸，是美国的劳动法衍生出来的悲剧。地大物博如斯也闯祸，中了计，北京的朋友见前车而可鉴乎？

本月九日新华社报道，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明年一月一日起实施十项经济项目，针对目前的经济困境，两年内的「额外开支」高达四万亿人民币！天文数字，我想不出理由反对，也即是赞同了。当然有很多问题，其中有相当复杂的，这里谈谈，北京的朋友或有可用之处。

首先要说的，是地球金融风暴之祸，单在金融那方面对中国为害不大，此乃一幸也。中国有钱，花得起四万亿而还可考虑减税，此乃二幸也。幸中之最幸者──我不反对的主要原因──是这次计划的大手推出，可不是走什么凯恩斯学派的路，而是把早就定下来要做的公共项目──主要是铁路与公路的兴建──早就算过而又有了工程设计的──提早及加速动工。早晚也要做，在目前的不利形势下提早及加速是正着。

看来又是炎黄子孙的发明，没有拜老外为师。奇怪，三十年来，凡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经济政策大都走对了路，凡是从西方进口的皆害人无数！是的，这些日子凡是见到北京的经济政策没有洋水成分，就安心一点。好了，赞完了，转谈一些复杂的问题吧。分点说较为清楚。

（一）中国二○○七的总国民收入是二十四万六千多亿，四万亿是百分之十六。分两年，每年的政府额外投资是国民收入的百分之八。不明白为什么电视说会帮助国民收入的增长率增加百分之一点五（另一说一点八）。应该高一点吧。这类投资的增加对国民收入的增加的决定，要看花的资金从何而来（中央出钱与发行债券会有不同的效果，这些分担目前尚未明确），要看失业的实际情况（工人回乡潮急升，不易估计），要看抽税是加还是减，要看物价的变动（通胀或通缩的速度），等等。这些之后还有一个乘数效应（multiplier effect），而时间上也有问号。

纵观现有的资料与目今的经济情况，我认为这庞大投资只促长国民收入增长率一点八是低估了。这也是说，如果今后两年中国的经济增长保八，那么没有四万亿这一着增长率有可能是负值，应验了老人家的不吉之言（见拙作《保零也艰难》）。不管怎样说，北京要尽可能分清楚额外四万亿的效应与没有这效应的经济状况，因为此「额外」也，是过渡性的，不能无止境的玩下去。继续下去会走上凯恩斯学派之路，惨过败家！目前，我不担心北京会那么蠢。有三点。一、中国的政府已经够大了。二、国营企业的不堪回首，北京不会那么快就忘记。三、提早及加速算好了要做的项目，让劳苦大众落手落脚养自己，远比福利政策高明（美国三十年代时派面包，福利也）。

（二）在十项措施中，我唯一清楚地反对的是廉租房。这也是进口货，不吉不利也。是从香港进口的思维吧。五十多年前香港为了应付难民涌至而大手建造廉租房，三十年后财政司彭励治悔不当初，找我谋求脱身之计。我建议把廉租房以廉价全部卖出，给住客优先购买权。彭老认为是妙着，但利益团体激烈反对，脱身无从也。廉租房问题多：分配谁可入住引起贪污；审查居民的收入转变吃力不讨好；维修保养麻烦兼头痛；加租必吵起来；治安不善，贩毒流行……我自己认为最不妥的，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对儿童的心理与成长有不良影响──虽然我教过几位出自廉租房的学生很不错。

（三）这次推出的四万亿额外加速，广东省格外夸张，显示着中央上头知道广东是工业重灾区。然而，广东的一些主事者却全力维护新劳动法，说新开的工厂比倒闭的多不少，又说倒闭的应该倒闭云云。这些话老人家听得天旋地转也。

（四）国内通缩之势已成，不利。这方面，北京出手四万亿，对通缩的治疗大吉大利。国际形势极为不妥，中国宁要通胀，切忌通缩。加速算好了要做的公共项目，防止通缩比央行以货币政策处理高明。这是因为目前中国的货币制度有不少问题，而就是先进如美国，以货币政策调控物价出现问题无数。不是说以政府花钱或抽税是调控物价的上选方法，而是这次刚好有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的方便，只这一次，用之有减除通缩的能耐，用了再算吧。见通胀回升太急就减慢四万亿工程的速度吧。

（五）四万亿对股市是有帮助的，因为不少工程要用上市公司从事。对房地产只有小助，因为出手四万亿只是过渡性，不会引起楼房购买潮。

（六）论到上述措施的成本，有利有不利。利者，是原料之价目前正在急跌，而工厂倒闭那么多，雇用劳工容易。不利者，是凡赶工或提早，成本一定增加。这是五十多年前老师艾智仁指出的产出成本定律。我无从估计前者的成本下降与后者的成本上升哪边会胜出，但在这个时刻推出四万亿是难得一遇的合时决策。

（七）国内有一个定律，是凡有政府工程，必有贪污（这定律可不是神州独有）。在管理与设计工程那方面，赶工肯定会增加问题。这些是中央上头的职责，他们不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多口说两句。

（八）最头痛的问题——我要留到好意头的「八」才提出（一笑）——是政府的大手加速项目肯定会扼杀了无数的半生不死的私营（即民营）工厂的生存机会！对工业而言，新劳动法是「一剑霜寒四十州」，四万亿的政府工程是补加一剑︰私营工业的成本增加无可避免。一般而言，如果政府能成功地挽救经济，新劳动法会顽固起来，挥之不去。但四万亿这一着多半会协助此新法的撤销。这是因为如果不撤销，在四万亿的推行下，工厂的倒闭潮会一浪接一浪地出现。北京的朋友不可能不知道工业的发展是他们的米饭班主。

（九）中国今天有钱，花四万亿等于两年内完成十四个北京奥运项目。刚好有足够应做的项目可以提早及加速，是中国之幸。北京的朋友要饮水思源。他们今天有钱可花，在国际上吐气扬眉，主要是劳苦大众的血汗拼搏回来的结果︰血汗拼搏引进了外资，也把无数产品与高楼大厦制造及建立出来了。可歌可泣的故事说之不尽。这些令老人家肃然起敬的劳苦大众，因为人民币处理失当与新劳动法的左右，失业的失业，回乡的回乡，而整体来说他们的人均收入是明显地下降了。

少小时下象棋，喜欢走烈手炮。审时度势，北京选走烈手炮无可厚非。出手四万亿彷佛几着之后河头车二平六，守住六路。看似进可攻，退可守，其实是搏杀格！可不是吗？四子归边，有需要时中炮既可进四，也可平六，左马跳单蹄，随时兵九进一。这样的棋风大有可观，但着着皆险，北京的朋友要小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