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美国，是经济学的黄金时期，名家辈出。单从验证假说的兴趣衡量，当时主要的经济学系是芝加哥与我就读的洛杉矶加大。二者皆被认为是维护市场的「保守」派。芝大经济系的名气比我母校高很多。然而，从经济解释的角度看，当时的母校有两方面不弱于芝大。其一是科学验证方法的教导：卡尔纳普（R. Carnap）任职于该校的哲学系，教的有一科是本科入门，说是深入浅出，其实不浅，我们经济系的一组研究生赶着去旁听。其二是价格理论：有艾智仁把关，当年的洛杉矶加大实在强。赫舒拉发无疑是个中高士，但其它名校也有机会遇上同样水平的。艾智仁是例外，天下独有。他的价格理论自成一家，是第一个把竞争与产权划上等号的人，而对需求定律的重视及分析，艾师举世无匹也。不用技术分析，不教弹性系数，不教等优曲线，没有半条方程式，艾师只在课堂上行来行去，自言自语地讲需求定律讲足六个星期。（在港大我曾经刻意尝试，讲了十个星期，但重复太多，犯了规，是输了。）

六七年十月到了芝大，过了不久知道自己学过的与那里教的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可惜佛利民与史德拉再不教价格理论了。名不虚传，六十年代的芝大同事后来有八位获得经济学诺贝尔奖（其后去的再加几个）。其实得享大名的芝加哥经济学派，可不是因为他们高举市场，而是重视经济解释很一致。跟洛杉矶加大相比，重视经济解释芝大远为全面，而技术上，芝大当时的统计验证功夫是前无古人的。

芝大经济系当年还有另一个超凡的地方。那是学术研讨气氛的浓厚。同事之间的午餐一定研讨经济，下午必有研讨的「工作室」，而接待来宾的酒会，几句客套话之后就是学术研讨。作为后学，我当时疲于奔命，加上每天总有几篇文章放在我办公室的桌上，要我阅读或评审。

是的，魄力雄强如区区在下，芝大经济系的生涯我应付不了。我于是喜欢跑到商学院去找史德拉，或到法律学院去找高斯或戴维德。佛利民当时的办公室在我的隔邻，但他如日方中，太忙，五分钟的时间也是苛求了。这解释为什么我在文章中多次提到史德拉、高斯、戴维德等人，而少提芝大经济系内的众君子。佛利民与我的交情，有兄长与小弟的密切，但那是我离开了芝大之后的事。

如果要指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独特之处，那一定是戴维德口述传统的捆绑销售。这话题不仅起自芝大，而发表过的文章没有一篇与芝大无关。一九六二听到该话题，对我有震撼性的影响。这是因为捆绑销售明确地是一项经济行为，但既非宏观，也不是收入分配或资源使用的现象，所有经济科目没有一项可以解释。我不同意戴前辈的价格分歧解释——后来他本人认为我对——但正确的解释是多年后的事。我是因为捆绑销售的影响而在佃农理论中想到合约选择这个重要话题，跟着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兴起了。后者发展得很不对头，而不久前在这里发表的《从安排角度看经济缺环》那系列文章，是借题发挥一点牢骚吧。

曾经说过离开芝大是因为我爱海，于是转到西雅图去。然而，可能是更重要的，是芝大经济系的思想气氛，对我来说过于热闹。我是个喜欢独自思考的人。师友的影响无疑重要，但我喜欢有很多很多没有任何干扰的时间。学问的话题，有兴趣的，我喜欢独自思考，想出了认为有点分量的才找师友研讨。这样处理，在芝大不容易。每天的午餐及晚上酒会（后者约一星期一次），同事们喜欢问我正在研究什么，或在想哪个题材，一说出来他们就会热心地提供意见了。这与我独行独断的品性有点格格不入。早些时在洛杉矶加大，在长堤，及后来在西雅图及香港，独自思考的机会多的是，但在芝大很困难。那是当时举世经济思想最热闹的地方，耳闻目染，就是智商零蛋的也会聪明起来，但我要找一个可以静思一下的地方。

一九六九的暑期，两个多月回港看母亲，顺便调查件工合约与香港的租务管制，我察觉到数之不尽的市场现象，满布街头巷尾的，我知道的经济理论无从解释。这是另一次震撼。想想吧，在母校的理论课程及博士试，皆名列前茅，而在芝大我教的是研究院的价格理论。当时不认为自己是师级人物，但说不是个专家不会有人相信。然而，这个专家也真倒霉，连香港街头巷尾司空惯见的讨价还价行为也无从解释！其它解释不了的现象数之不尽。

为此我意识到传统的经济理论有很大的困难，而从自己的佃农理论及其它研究所得，我认为这困难的重点是传统的理论废物太多。我因此认为我们需要的不是创立新理论，而是把废物淘汰。在这淘汰过程中我不断地在街头巷尾跑，不断地以真实世界的现象作印证。到后来，余下来的不可或缺的经济理论只是需求定律与局限变化的处理。数十年过去，在这两方面我作了深入的理解与广泛的伸延，所到之处前无古人矣。这些是我退休后动笔而于二○○二年完工的三卷本《经济解释》的大概。这套作品还要修改，还要补充，还要再大兴土木一次。希望吉人天相，过些时日我的体力与智力还可应付。

同学们要明白，经济学有很多类，目的不同，性质有别。有搞数学模型的，务求发表；有创造术语的，达者成家；有纯为理论的，全凭想象；有改进社会的，济世为怀。每一类其中都有表表者，也有欺世盗名之辈。我的兴趣只在解释世事那方面，问的只是为什么，就是对经济政策的建议也必从解释效果的角度入手。

走解释世事的路不容易。世事复杂，变化多，很容易看错了。解释根本没有发生过的事是中计，很麻烦。处理的法门是用上很多年的经验，不同的现象要知得很多，频频互相比对，性质类同或有别的要鉴辨得清楚。这些知识不容易从外间发表的数据获得，其它作者的描述往往误导，而自己的观察不一定对！

问为什么我对经济学的兴趣持续那么久，一个原因是调查世事就是要那么久。简单的一般市场现象，我年纪愈大掌握得愈精确，而中国开放后的市场，是个新天地，当年芝大及华大的同事是没有机会见过的。是我之幸：这些年，每有所见，新奇的，大致上我可以用简单的理论给自己一个满意的解释。像中国独有的经济制度这个重要现象，牵涉到的问题太多，我要苦思三年才解开其中密码。但这是我遇到过的最复杂的经济现象了。

（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