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温州人

这一节不是讲述一个人的事，而是讲一批人，他们的共性是来自同一个地方，有同一个名字——温州人。这次会议叫“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可是有好几次差点没变成“温州模式”研讨会。

就在我参与的那个Panel里，听众自由发言讨论时Mundell就讲到温州，他说在意大利有好多中国人，问他们来自哪里的，回答全是“浙江、浙江、浙江……”，再问是浙江哪里的，回答又全是“温州、温州、温州……”。Mundell话犹未了，全场已笑成一片。

然后又有好些文章的presentation是涉及到温州的。朱锡庆的文章从知识积累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就把温州作为内源知识积累方式的代表。来自北大法学院的博士廖志敏，他的文章就是解释温州货为什么会从最初的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后来质量急升。这篇文章是去年第一届“经济解释论坛”的获奖文章，会后我向张五常教授汇报情况时，他认为这篇文章讲述的现象很有意思，并提出了如何解释有关现象的一些修改意见，让我向廖博转达，他更直接向科斯推荐了这篇文章来参加这次会议。果然这文章在会议上很受欢迎，当廖博担心快到发言时限而要停下来时，大家却正听得津津有味，纷纷要求他继续讲下去。作为该Panel的评论人的Landa更是兴奋地宣称，她要在以后的文章中引用这个case。

而前面一节已经谈到，政府官员代表的钱兴中市长和马津龙教授也是温州人。

但是，我更想提到的，是温州的年青一代，自发地来到会场旁听，并表现出很高的学术水平。一位是北大社会学系的博士张翔，他以交换生的身份正在耶鲁大学，听到这会议的召开，专程赶来旁听。我其实很早就认识张博，是在当年《经济学消息报》主办的“温州笔会”上认识他的，那次他也是听到消息就自发地前往参加会议。那时他刚考上北大社会学系的硕士研究生，他坦言是受到周其仁老师的影响而爱上了经济学，为了确保能考进北大师从周老师，他选择了比较冷门的社会学系专业。但说起来是错有错着，他发现社会学非常着重fieldwork这种到真实世界做严格、细致的实地调查的工作，因此积累了大量的非常好的资料，可惜的却是缺乏经济学那样的具有强大解释力的理论工具来加以分析；经济学者掌握着经济理论的强大工具，却偏偏很少人真的去做实地调查。他恰好兼有了两家之长，做起研究来自然是特别的得心应手。（事实上，“温州笔会”后，我蒙他寄赠了当时他一位非常有名的师兄项飙所写的关于北京“浙江村”的博士论文，看后我深感该书所积累的事实资料可以说是哈耶克关于“自生自发”制度的理论的绝佳实证材料。）

自“温州笔会”之后，拜互联网的发达所赐，我一直能跟张博保持联系，但就没有再见过面了。这次在异国他乡重逢，见到昔日的青涩的毛头小子已经成长为今天的潇洒自信的英俊少年，喜悦之情，何以言宣？张博的研究专长是温州的民间金融，我本来很想让他写这方面的文章来参加这次会议，但当时已经有多篇关于温州的文章提交给大会，会议方感到不宜有太多文章集中在温州一个地方，只好遗珠了。但张博仍是专程赶来旁听。朱锡庆教授与他交谈过后，盛赞他的经济学非常好。要知道，要得朱教授如此赞誉可绝非易事。

此外，我在此还要特别感谢张翔在美期间在电话方面对我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张五常教授在我去之前就叮嘱我要设法保持与他的电话通讯畅通。我带了一个开通了国际漫游的移动全球通去美国，此前这手机去过澳洲、东南亚都没问题，以为应该万无一失了。没想到在美国，打开手机一读信号，显示的却是“无信号”。对此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与张翔分析这个问题，得到的可能结论是，也许不是因为手机卡，而是因为手机。美国制式是三频还是双频什么的，反正是与中国有区别，这造成中国的手机在美国，有些能用，有些不能用。

张教授一直急于与我直接在电话里通话，最后我想到了找张翔，借他的手机用，终于与张教授联系上了。美国的手机是双向收费的，而张翔的手机属于预付费卡，其实话费算是比较贵的，一分钟要10美分。张教授又喜欢“煲电话粥”，费用就会比较大，我也不希望让张翔破费，所以一开始就跟他说了会还他的电话费。但到底说了多长时间电话，费用是多大，也不好算。将要离开美国时，我身上的现金大概剩下14、5美元的样子，就打算全给了他，用来支付这电话费。这个数字足够支付140到150分钟的话费，也就是两个半小时左右。可是张翔总是说不要收我的钱，说“张五常教授打电话给你，我怎么能收你的钱”之类的。于是在临离开芝加哥的前一晚，我把钱给了与他同住一个房间的廖博，估计张翔也不好不收廖博的钱。第二天早上离开酒店的时候，张翔来送我们坐的士去机场，我看他一直没有再说钱的事，以为他已经默认了这样的安排。谁知我才一坐上的士，张翔却突然探头进来，说那钱他已经又塞回到我放在的士后面行李厢的行李里了。这一下子，我已经无法赶得及把钱重新拿出来还他了，只好苦笑着接受了他的好意。

其实除了钱的问题，这样占用张翔的手机，也给他带来很多不便。张教授通常在美国时间的早上与晚上会打电话来。于是这段时间就得把手机放在我这里，使张翔没了手机用。开始时张教授一天打两次，后来没打得那么频繁，我就尽量多把手机还给张翔用。可是，还是会经常出现手机在张翔手上的时候，张教授打电话来找我的情况。

有一次早上，我还正睡得香，张翔打酒店的内线电话来，说张教授打了他的手机找我。只好是张教授暂时挂线，等上十几分钟，让张翔从他的房间跑到我的房间来送手机，然后再打通电话跟我聊。糟糕的是，那酒店的电梯很怪，有一半的电梯是到达2～15楼，另一半的电梯是到达15楼以上，两类电梯到达的楼层没有重合的。可是我住在15楼以下，而张翔他们却是住在15楼以上，结果张翔从他的房间到我的房间，必须先坐电梯一直下到底层，再换另一台电梯从底层上到我所在的楼层，如此大绕圈子，麻烦得要死。

还有一次，是最后一天会议的星期五，我和朱锡庆、刘市长跟一个正在芝大读书的中国留学生去了逛芝大校园，再坐的士到中国城吃会议组织的晚宴。张翔他们其实也是去了逛芝大校园，但坐的是另一部的士，跟我们不是一起走，比我们早一步到了中国城的饭店。我下的士的时候，正好看到蔡鸿达扶着科斯也正下了车往饭店里走。蔡鸿达一看见我就喊：“（张）教授打了电话给你没有？”我才回答了一句：“电话在张翔那里，我没和他一起，就是打了我也接不了……”正这么说着的时候，张翔就从饭店里飞奔出来，举着手机叫：“张教授找你！”就有这么巧，张教授正是这时打他的手机，而我刚刚就到达，否则又接不上了。

总之，为了手机的问题，麻烦了张翔很多，在此要对他表示特别的谢意！

另一位到会的温州年青人是在Michael Best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尤佳小姐。她是个大美人，身材高挑，相貌漂亮，但更漂亮的是她那一口标准纯正、声音甜美的英语。她是被派到美国来培训的，听说了这个会议，也自发地前来旁听。尤小姐冰雪聪明，热情活泼，大方得体，在一个关于中国法律制度的Panel中，参与了听众自由发言时的讨论，以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讲述了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情况，赢得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

我们私下也进行了交流。因为她是个律师，我就主要问了她两方面的事情。其一，是她对现在中国经济法律建设的看法。她谈到，法律学界跟经济学界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就是海归生搬西方的东西去硬套中国。她生动地形容：“真是你抄我也抄，原来大家都是抄的。”她说物权法就完全是抄西方的，有很多条款与中国的实情完全是格格不入。至于新劳动合同法，她利索地评论道：“里面有些条款，我根本连看都看不懂。”其二，是请她从律师的角度评价经济学家。她说，他们法律学家如果遇到经济方面的问题，会去请教经济学家；可经济学家遇到法律方面的问题，却根本不去请教法律学家，这是她觉得的最大的问题。

以往温州人给外界的印象，是很会做生意，但学问水平不高。可是这次自发地前来参加会议的两位温州年青人，都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甚至是高级知识精英了。在他们身上，我看到温州的未来，那想必会是如芝加哥夏日一般眩人眼目的未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