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家统计局所公布的二季度的经济数据来看，无论是GDP增长11.9%，6月份的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4.4%，还是房地产投资增长为28.5%，这些数据都表明当前中国经济处于过热之中。特别是6月份的CPI上涨，是直接促使央行加息及国务院减利息税的原因所在。但是CPI的上涨，政府更强调的是上半年的CPI上涨3.2%，而不是6月份的CPI上涨4.4%。因为，从这些信息的倾向性中，国家统计局的发言人更强调近期CPI上涨是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

比如，从CPI分类别来看，食品价格上涨7.6%，其中粮食上涨6.4%，蛋上涨27.9%，肉禽及其他制品上涨20.7%，其余商品价格有涨有落。也就是说，6月份的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的结果。因为，在政府部门看来，上半年CPI变化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呈现出结构性上涨，主要原因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而工业品价格和服务价格基本稳定。如果控制得当，不会引发全面物价上涨。当然，他们也指出，一旦食品价格上涨得不到很好的控制，出现以房屋销售价格的叠加及其相互的作用，居民消费价格上涨的压力还比较大。

对此，有几个问题值得思考。首先，近几年来，随着房地产及股市的价格快速上涨、随着金融市场的流动性泛滥、随着国际粮食市场的价格快速上涨，为什么国内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就有人来质疑？其实，这是没有道理的，随着国内外各种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国内农产品价格上涨也是必然，而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正好是农民增长有效途径。可以说，顺应这种趋势，加上今年国内许多地方出现的百年未见的自然灾害，农产品的价格要想在短期内自然回落是不可能的，因此政府不要人为地来压低农产品的价格。既然农产品的价格在短期内无法回落，在中国居民消费品中权数比较高的食品类的价格上涨肯定会拉动CPI保持在一定的高位。

更有人说，如果核心CPI（即不包括食品和能源成本的CPI）来看中国物价指数问题，那么目前中国的CPI上涨应该是很平稳的，因为这次CPI上涨主要是食品价格上涨拉动的结果。但是，这些是否想过，中国CPI指数体系与发达市场体系下的CPI体系是差异甚大的东西。用两个不相同的东西作比较意义是不会太大的。

目前，国内的CPI指数统一执行国家统计局规定的“八大类”体系，即指数的构成包括食品、烟酒及用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医疗保健及个人用品、交通和通信、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居住等八大类，每个大类中又包含若干个具体项目，总共有300多项。其构成权重分别是食品34%；娱乐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务14%；居住13%；交通通讯10%；医疗保健个人用品10%；衣着9%；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6%；烟酒及用品4%。

在此，我们再来看看美国的CPI指数的分类与权重构成。美国的CPI是指包括200多种各式各样的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平均变化值。而这些商品与服务又分为8个主要类别及不同的权重。如住宅（42.1%）、食品和饮料(15.4%)、交通运输(16.9%)、医疗(6.1%)、服装(4.0%)、娱乐(5.8%)、教育和交流(5.9%)、其他商品和服务(3.8%)。

从以上的分类来看，大类所包括的商品与服务差异性不会太大，但是实际上有区别。而且更大的区别的是不同类消费商品与服务的权重构成。如美国CPI权重最大的住宅及交通运输，其比重达59%，但中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仅为23%，两者所占的比重仅及美国的38%；而中国CPI中权重最大两类是食品与娱乐，其权重达到48%，但是在美国这两类商品及服务的权重只有21.2%。还有，中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确定、修正是不透明、不清楚的。而美国的CPI商品及服务的权重是通过成千上万的家庭和个人调查他们在早两年买了哪些东西而确定的。这些权数每两年要修正一次，以使得它们与人们改变了的消费偏好相符合。比如说，美国2007年1月的CPI中各个类别的权数就反映了2004年和2005年两年中美国居民的消费倾向或模式。可就这点而言，中国CPI是遥远的事情。

还有，中国的CPI编制系统从1950年就开始，无论是从经验上来说还是历史数据上来说，有一定的联系性。但是，如果把从1950年到2007年的历史分为两阶段，那么1978年以前的计划经济下的经验与历史数据对后来市场化的数据与经验基本上是断裂的，完全不同经济体制下的数据比较是没有意义的，其连续性的意义不大。还有，即使是从改革开放后的1978年为界，那么1978年到2007年近30年的时间里，整个经济制度、经济条件、经济环境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这变化的现实经济生活面前，官方的CPI数据编制的滞后与非科学性早就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目前中国的CPI仅是根据1993国民经济计算体系编制的，它与现在的居民消费模式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了。在这点上，与美国的CPI权数的确立与编制模式有很大的差别，这就使得中国的CPI指数体系与国内居民的实际消费品构成相差很远。

对于国内CPI编制的科学性及数据的质量问题，多年来社会早就对此十分质疑，早就希望官方能够把其CPI编制过程与程序、样本的取得、不同消费品的权数等方面公开化、透明化，但是，官方就是不愿意这样做。可是与美国相比，美国CPI的编制程度不仅公开透明，而且也十分细化具体。

比如，每个前三周，美国劳工统计局的人员会对大约23000个零售商和87年城市的其他商业机构进行电话采访。有8万多种商品及服务的价格被收集。每个月都会分析相同的商品与服务，以获得对价格表现好地判断。而核心CPI设定只是为了减少统计中的噪音。同时，在收集到原始数据并进行季节调整之后，职能部门还要根据两组不同的人群来提供通货膨胀数据。一个指数是CPI-W（W代表工资收入者和神职人员），它占到了就业人口的32%。另一个广测算是CPI-U（对所有的城市工作者），它不仅上述两类人员，也包括专业人员、个体户、经理、技术人员和临时工。这样一个广泛的人群，覆盖了87%的消费者。还有，在测算通货膨胀在全国水平表现如何的同时，月度CPI发布也描述全国不同地区价格变化。正是这样一个覆盖广泛、原始及细化科学的数据收集及编制体系，美国的CPI才能真正地反映居民消费品及服务价格的变化，并使得美国的CPI指数体系真正成了家庭、企业及政府投资、消费、制度政策有效的工具。

以此来对照，国家统计局的CPI数据收集与处理、CPI的编制，尽管国家统计局也一直在强调,他们的统计数据也是与在国际惯例接轨。但是他们所理解的与国际惯例接轨可以与我们所理解与国际惯例接轨有很大的差别。国内与国际惯例接轨往往是选择性的国际惯例接轨，他们与国际接轨的往往是其需要的，而不需要的就不管了。特别是这种接轨有形无神时，那么所编制出来的CPI指数经济发达国家的情况则是相差很远了。

比如，为什么目前城市居民消费比重较大的教育消费、医疗保健消费、住房消费、通讯与交通等则无法反映在中国CPI编制与权得中呢？就在于其所接轨仅是形式。正如我们上面所指出的，美国CPI包括了能源、汽车贷款消费、休闲娱乐、宠物、运动器材、俱乐部会员卡、新汽车、私人交通等，而且这些消费项目及服务的权重是在随着经济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中国这些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上涨如此之快，但CPI中就是没有反映。而且美国的CPI权数是两年一调整，而且这种调整并不是给出一个既定的方案，而且是根据居民实际消费模式变化而变化，但是中国CPI编制就是无法做到这一点。这只能说明官方CPI编制严重与现实的经济生活脱节。还有，近来增长最快居住类消费，看上去国家统计局听了市场意见，居住类消费在快速上升，但不仅计算基数有问题，而且其权重与国际接轨相差很远（如中国的居住类权重为13%，而美国则达到42%）一种不能够反映现实居民消费生活指数编制，不仅其对经济生活的解释力容易弱化，而且也容易导致企业、家庭及政府决策。

近几年来，我一起在强调目前国内许多经济问题之症结，是低利率政策所导致的结果。如一是政府管制下的银行利率（银行一年期存款利率3.33%）严重低于民间信贷市场利率（年息12%）；二是中国的利率水平与名义GDP增速严重偏离（一般来说，两者基本保持一致，即正相关；但中国利率水平与名义GDP负相关，相关系数负60%以上）；三是美国与中国同时在2004年开始上息，美国上升了17次，而中国经济比美国经济繁荣，DGP增长要于美国快几位（美国为2%左右，中国则近12%，快于6倍），但中国利率只升5次半，不及美国升息的三分之一；四是由于中国经济繁荣，企业利润率高达20%以上，房地产行业的利润更是很高，但是目前国内银行利率水平与其他资本及企业的投资回报率严重背离，这就是目前国内流动性泛滥的原因所在。因此，如果不改变国内银行的低利率政策，国内市场扭曲的种种经济行为要得到调整是不可能的。比如，国内的房地产市场泡沫完全就是低利率政策导致的结果。，

面对这样严重的低利率政策，央行为什么不调整呢？这里既有央行货币政策的思维仍然陷于传统之中，也有通货膨胀数据质量不高而导致对现实经济形势的误判。因此，现代央行货币政策调整已经不是那种逆风而动（即根据已经出来的经济数据出相应的台货币政策工具）传统思维，而是采取中性的货币政策（即尽量减少货币政策工具的出台对实体经济的影响，更强调的是前瞻性），所参考的数据并非仅是CPI的变化（还包括资产价格的变化）。因此，在国内资产价格快速上涨（房地产价格与股市价格）。从目前中国的CPI体系的质量来看，问题重重（我们只要看国家统计局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所公布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性支出的数据，就知道其中的数据与实际有多少脱节。如2006年居民的居住消费为904元（包括房租、水电、物业费、房屋修理等与居住有关的消费，自己购买房子也要算虚拟房租）、交通和通讯1147元（包括个人汽车消费、出租车费、火车飞机等于交通工具出行费用，手机、家用电话、上网、短信等）），在此，不要说现在国内CPI体系的权重不合理，就是以这样完全脱离实际的居民消费支出来计算CPI，得出什么结果也是可想而知了。这就使得中国的CPI指数体系以什么类居民消费品及服务的价格上涨就不计算什么，什么类居民消费品服务的价格下降就计算什么。尽管这种说法有些极端，但也是中国CPI指数体系的现实。

总之，目前官方CPI指数体系编制严重滞后于现实的居民消费模式，滞后于国际CPI编制科学的发展，不少是旧有的计划观念的构想，其科学性当然令人十分质疑。用这样的数据来进行判断与决策，可能成为当前经济决策的失误不可忽视的重要方面。因此，针对中国CPI指数体系的问题，重构这个指数体系早就势在必行了，而以过个旧CPI体系的修修补补产不可能提高CPI体系的质量。可以说，中国旧的CPI指数体系的结束也意味着中国“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