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价房是变相的“托市”——帮茅于轼说两句话
刘正山

茅于轼先生日前说，大建限价房很可能推高房价。这个观点遭到曹建海等同志的批判。
我没有看到具体的论证，不知道茅于轼的推导过程。但我赞同茅于轼的这个看法，即限价房很可能推高房价。
其实，2007年5月12日，我应邀在三味书屋做“中国房价问题之症结”的讲座时就提出，限价房是变相的“托市”。我当时的论证，照抄如下：
诸如“两限房”之类的限价房举措对房价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对房地产行业的企业的经营有什么影响呢？我认为，这些限价措施，是一种有限制的土地拍卖措施、托市措施。这对“稳定”房价起着重要的作用，对于房地产企业的利润格局，也将起着“稳定”的作用。
为什么这么讲？我前一段时间写文章分析说，房价已经快到顶了，例如，中国经济开始进入增速放缓调整期、可能全面过剩（这是国家发改委的公开的判断），在此大环境下，房地产业难以“一支独秀”。住房的空置率非常高，房价横向比非常高，达到了日本、台湾等地区房地产泡沫破灭前的状况等等。
此时，政府采取限价措施，有助于实现房价“软着陆”。但是，它并没有把价格限制到“微利”的地步。比如说，《北京晚报》2007年4月6日的报道说，北京首批“两限房”均价每平方米6350元（丰台区花乡造甲村“鸿基花园二期”，石景山区金顶街三区项目）。规定本市中低收入家庭购买优先。可是，中低收入家庭是否有能力购买，有待观察；首批“两限房”，在石景山区和丰台区，估算其总成本，每平方米不过3000元。这背后，有多少超额利润？
当然，需要强调一下：我不赞同茅于轼关于房地产的大多数观点。在去年的一次研讨会上，我当着茅于轼的面，发表题为《警惕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演讲，与他商榷。茅于轼当时反对经济适用房。我则认为，中国经济适用房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适用房本身的错。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一个人手臂长疮不能将其手臂砍掉。我觉得问题出在：政府对于经济适用房管理混乱。国家政策上没有予以最大的扶持，房地产开发商钻了经济适用房的空子，他们享受了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但开发出的却并非是经济适用房。这一点，看看已经推出的经济适用房的房型与面积，计算一下其成本收益，可略知一二。所以，经济适用房出现的问题，根本上是政府监管粗放、与开发商勾结等因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