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思想应落到提升民生幸福上
刘正山
原编者按：中国现在的思想问题。自由主义的思想可以总结出响亮的口号，非常清晰、明确，这样的东西适合洗脑，适合大规模的社会动员，所以，这个问题是很根本的、很重要的问题。
2008年2月26日下午14：00，在博客中国召开了“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的发展观”为讨论对象，应邀出席的众多国内一流的学者和知名人士就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 [现场实录全文]
2008年2月26日下午14：00，在博客中国召开了“解放思想、科学发展观”研讨会。此次研讨会以“中国的思想解放和科学的发展观”为讨论对象，应邀出席的众多国内一流的学者和知名人士就改革开放30年所带来的影响展开了热烈的研讨 …… [现场实录全文]
刘正山：汪洋这次提出解放思想，我认为是出于两个方面的考虑：一是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精神；二是为了广东的长远发展。
就说广东的发展吧。2007年，广东的GDP达到三万亿左右，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但是，这种增长面临至少三个方面的危机：（1）广东面临被其他地区赶超的危险。广东经济总量虽然第一，但拿广东与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过去10年人均GDP对比，广东省增速排在最后一位，不仅被江苏超过，与浙江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1996年相当于浙江的95.7%下降到2006年的88.9%。《管理世界》杂志社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07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也显示，广东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广东的发展后继乏力，广东的发展或者今后中长期的发展，成本制约很严峻，包括土地的成本（地价持续上涨），原材料的成本（如铁矿石价格、能源价格等上涨），还有劳动力的成本（如《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3）广东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人均GDP是非常低的，跟非洲国家差不多；分配结构也不尽合理，基尼系数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对汪洋而言，必须面对广东发展中的这些危机。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广东若继续做国内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必须有一定的措施。
不过，广东方面对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如广东省长黄华华提出：“发展成本上升，是珠三角地区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前面已提及，成本是发展的制约，绝非“最大挑战”。汪洋提出解放思想，却离民生比较远，没有充分考虑民生问题。
我想先跳出圈子，谈谈我对解放思想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科学发展，下一步怎样解放思想更符合民生需求。
我觉得应该先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做一个简单总结。改革开放，成绩很大，众所周知，我就不说了，这里只谈问题。
第一个是方向上的偏差。改革开放存在两个偏差：一是思想上的偏差，一是实践的偏差。你们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可能估计有误。以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批判张五常、茅于轼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但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实际上被一些官僚所利用，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官僚资本的问题，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如果真正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了改革的话，应该是充分推动市场化，就像朱安东所说的，政府除了国防或者法律等方面少数领域需要做出工作之外，其他领域应该放手不管，自由放任，应该充分让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然而，民营企业生存的环境至今恶劣。
从实践看，我认为要警惕官僚资本，这对未来发展的危害非常大。我曾算过很多帐，比如说一家房地产企业，总投资三个亿，销售收入六个多亿，开发商自有资金利润率大概是280%以上，也就是说他赚了一个多亿，地方政府则赚了两个亿，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各样的税费。
第二个方面是发展目标上的问题。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次解放思想。1978年的那次，我们打破了阶级斗争的教条主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第二次解放思想，我们从计划走向市场。这两次解放思想，巨大意义不容忽视，是为了让积弱的中国尽快富裕起来。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可富裕之后呢？我们需要提出进一步的发展目标。
如果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对民生的考量。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危机。
第三个是思路上的问题。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某些方面市场化过了头。体现比较明显的是住房，刚才曹建海和刘海波讲得已经非常充分了，我以前也写过很多文章，这里不多说。我想补充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刘海波刚才谈到国企的产权问题，其实是我们国内学者比较片面的引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一些海外制度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并提出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比如说买空调，我可以使用它，但是不可以破坏产品的牌子等，我只有有限的产权。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9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不同时候所使用的产权概念不同，这取决于问题的需要，这等于把科斯自己的理论否定了。当然这个问题这几年讨论的也比较多，我不多说。
（2）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比如说电信或者石油，是典型的行政垄断。特别是在去年，石油价格涨了那么多，石油企业赚了那么多暴利，还要申请国家的补贴。
（3）市场化改革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说我国加入WTO就是一个偏差。我不是极左的分子，也不是极右的分子，我觉得加入WTO是迟早的问题，但现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经济上升阶段，国内多数企业没有一定的竞争和应付能力，就贸然加入WTO，外资就是以更加自由的一种状况进来，会压制我们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历史上，德国的李斯特曾充分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应当先采取保护措施，等幼稚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再加入WTO。刚才刘海波说的金融安全问题，我觉得加入WTO之后，这个问题更加严峻。
如果要真正的解放思想，真正的科学发展，应该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发展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必须是落到“人”，从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必须改变。我写过一本书《幸福经济学》，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人活的目标追求幸福。
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的追求。只有让最大多数的百姓幸福，这样的发展才是有效的。
以前强调经济增长，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只有保障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考虑民生幸福问题。
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如果温饱都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去偷盗，就不会顾及廉耻。只有老百姓的生存、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幸福。保障拥有一定程度的收入，是人们是否幸福的底线。
现在，基本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解决了，必须考虑民生幸福问题。我们研究幸福的结果表明，金钱绝不是万能的，收入只在幸福提升中占一定比例，而家庭、休闲、知识修养等对幸福影响很大。幸福的人生，是多元的最大化。如果仅仅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只包括金钱状态的收入的一元函数，为了使收入增加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人生并不是真幸福。只有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包括爱情、婚姻、事业、休闲等等在内的多元函数，每项选择的增量都相若，你的总预期幸福度才最大。
由此，对我们国家或者广东省而言，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科学发展，其目标也应该落到“人”的基本需求上，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提升民生的幸福为中心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冲破以前的教条主义。
就说广东的发展吧。2007年，广东的GDP达到三万亿左右，总量位居全国第一。但是，这种增长面临至少三个方面的危机：（1）广东面临被其他地区赶超的危险。广东经济总量虽然第一，但拿广东与江苏、浙江、上海等沿海省市过去10年人均GDP对比，广东省增速排在最后一位，不仅被江苏超过，与浙江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由1996年相当于浙江的95.7%下降到2006年的88.9%。《管理世界》杂志社等机构联合发布的2007年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也显示，广东经济综合竞争力在全国排名第三。（2）广东的发展后继乏力，广东的发展或者今后中长期的发展，成本制约很严峻，包括土地的成本（地价持续上涨），原材料的成本（如铁矿石价格、能源价格等上涨），还有劳动力的成本（如《劳动合同法》出台以后，劳动力成本有所提高）。（3）广东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人均GDP是非常低的，跟非洲国家差不多；分配结构也不尽合理，基尼系数越来越大。
由此可见，对汪洋而言，必须面对广东发展中的这些危机。今年是改革开放30周年，广东若继续做国内经济发展的排头兵，必须有一定的措施。
不过，广东方面对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认识还不够，如广东省长黄华华提出：“发展成本上升，是珠三角地区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我前面已提及，成本是发展的制约，绝非“最大挑战”。汪洋提出解放思想，却离民生比较远，没有充分考虑民生问题。
我想先跳出圈子，谈谈我对解放思想的理解，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如何科学发展，下一步怎样解放思想更符合民生需求。
我觉得应该先对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做一个简单总结。改革开放，成绩很大，众所周知，我就不说了，这里只谈问题。
第一个是方向上的偏差。改革开放存在两个偏差：一是思想上的偏差，一是实践的偏差。你们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这是应该的，但你们可能估计有误。以前我写过不少文章批判张五常、茅于轼等市场原教旨主义观点。但现在看来，这些思想实际上被一些官僚所利用，也就是说，现在的问题是官僚资本的问题，而不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如果真正是新自由主义或者市场原教旨主义主导了改革的话，应该是充分推动市场化，就像朱安东所说的，政府除了国防或者法律等方面少数领域需要做出工作之外，其他领域应该放手不管，自由放任，应该充分让民营企业生存和发展。然而，民营企业生存的环境至今恶劣。
从实践看，我认为要警惕官僚资本，这对未来发展的危害非常大。我曾算过很多帐，比如说一家房地产企业，总投资三个亿，销售收入六个多亿，开发商自有资金利润率大概是280%以上，也就是说他赚了一个多亿，地方政府则赚了两个亿，包括土地出让金、各种各样的税费。
第二个方面是发展目标上的问题。其实改革开放以来，有两次解放思想。1978年的那次，我们打破了阶级斗争的教条主义，转变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是第二次解放思想，我们从计划走向市场。这两次解放思想，巨大意义不容忽视，是为了让积弱的中国尽快富裕起来。现在，我们相当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可富裕之后呢？我们需要提出进一步的发展目标。
如果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就没有对民生的考量。这样的发展是没有意义的，也会给社会带来很多危机。
第三个是思路上的问题。我们的市场化改革，至少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1）某些方面市场化过了头。体现比较明显的是住房，刚才曹建海和刘海波讲得已经非常充分了，我以前也写过很多文章，这里不多说。我想补充的是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刘海波刚才谈到国企的产权问题，其实是我们国内学者比较片面的引用了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实际上，在90年代的时候，一些海外制度经济学者已经认识到并提出没有绝对的所有权，比如说买空调，我可以使用它，但是不可以破坏产品的牌子等，我只有有限的产权。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新制度经济学的奠基人科斯，90年代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不同时候所使用的产权概念不同，这取决于问题的需要，这等于把科斯自己的理论否定了。当然这个问题这几年讨论的也比较多，我不多说。
（2）市场化改革在某些方面存在不足。比如说电信或者石油，是典型的行政垄断。特别是在去年，石油价格涨了那么多，石油企业赚了那么多暴利，还要申请国家的补贴。
（3）市场化改革存在一些偏差，比如说我国加入WTO就是一个偏差。我不是极左的分子，也不是极右的分子，我觉得加入WTO是迟早的问题，但现在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经济上升阶段，国内多数企业没有一定的竞争和应付能力，就贸然加入WTO，外资就是以更加自由的一种状况进来，会压制我们民族企业的发展空间，对我们以后的发展可能是致命的打击。历史上，德国的李斯特曾充分研究过这个问题，结论是我们应当先采取保护措施，等幼稚企业成长到一定阶段，再加入WTO。刚才刘海波说的金融安全问题，我觉得加入WTO之后，这个问题更加严峻。
如果要真正的解放思想，真正的科学发展，应该首先解决的就是，我们发展的核心是什么，这个必须是落到“人”，从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目标必须改变。我写过一本书《幸福经济学》，提了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人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研究结果表明，人活的目标追求幸福。
幸福是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人的追求。只有让最大多数的百姓幸福，这样的发展才是有效的。
以前强调经济增长，是因为我国经济基础非常薄弱，只有保障一定的经济实力，才能考虑民生幸福问题。
管仲曾说“仓禀实而知礼节”，如果温饱都解决不了，人们就会去偷盗，就不会顾及廉耻。只有老百姓的生存、温饱问题解决了，才能谈得上幸福。保障拥有一定程度的收入，是人们是否幸福的底线。
现在，基本经济增长的数量问题解决了，必须考虑民生幸福问题。我们研究幸福的结果表明，金钱绝不是万能的，收入只在幸福提升中占一定比例，而家庭、休闲、知识修养等对幸福影响很大。幸福的人生，是多元的最大化。如果仅仅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只包括金钱状态的收入的一元函数，为了使收入增加而不惜一切代价，这样的人生并不是真幸福。只有把人生的目标作为包括爱情、婚姻、事业、休闲等等在内的多元函数，每项选择的增量都相若，你的总预期幸福度才最大。
由此，对我们国家或者广东省而言，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科学发展，其目标也应该落到“人”的基本需求上，应当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到以提升民生的幸福为中心上，只有这样才能真正的落实科学发展观，冲破以前的教条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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