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印度

中国和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发展中国家，也是近十年来全球经济增长背景很不堪时候，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中的两个亚洲大国。两国强大的经济需求，是拉动亚洲经济增长的引擎。鉴于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都是发展中国家，都是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近年都在推行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也分别在工业化和高新技术方面取得不同的长足进展。为此，很多人看待中国和印度的发展时，倾向于把中印两国看成竞争对手。

印度裔杰出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库马尔·森（Amartya Kumar Sen，西孟加拉邦出生，其外公是泰戈尔的秘书，他的名字就是泰戈尔起的；1983年初他受中国社会科学院之邀来京参加国际会议，我接待过他）教授认为，不应该单纯地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待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发展。他说：“我认为，主要从竞争这个框架来看待中国和印度是一个错误。每一个国家都有各自的特色，双方都有互相借鉴的地方。只从竞争的角度看待中国和印度是把全球性的沟通与理解的实践沦为一场赛马，事实上也不是这样。”

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中国和印度的国民经济结构在在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构成方面有很大的区别。其中第二产业方面中国和印度的比是50.9：26.9，中国在制造业方面非常突出，印度几乎只是中国的一半；而第三产业方面中印之比是33.2：48.2，这表现在印度的软件产业及为之配套的服务业比中国有明显优势。因此，中印两国的企业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之中的合作有非常大的互补性。

确实，1991年到2001年的10年间，中印贸易不过从26亿美圆上升到36亿美圆，但是2001年到2004年的三年内，这一数字攀升到136亿美圆。如此快速的增长，说明的问题之一，正是双方经济的互补性很大。阿马蒂亚·森教授因此认为，人们应该问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和印度相互之间可以学到什么，而不是谁将会超越谁。不过他也不认为印度经济最终会超越中国。

以我个人在印度的观察，中印之间发展路径的最大差别，还是在于制造业。印度近年的强劲发展动力，主要来自于软件产业发展的拉动。这是高端的服务业，也需要高端的金融保险和比较完善的法律服务等的配合。这类服务业的特点就是对劳动力的需求数量有相当局限，对人才要求的门槛也非常高。

而中国软件等高新产业固然有很大进展，但是中国经济中更突出的是制造业发展。中国能够成为世界工厂或者世界车间，都决定于这一事实。而中国的制造业，除了少部分高新技术产业，一般都是劳动力密集型的。因此工业化拉动了城市化，给乡村经济的转型和农民转业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看制造业就业人口数量，就可以看到中印间这一差距有多大：印度620-650万，中国1.6亿。不过印度可耕地多，没有中国那么大的人口压力和人口从土地上转移的急迫需求。

这种城乡联动的效应，是印度现在的发展模式所无法实现的。因为公共教育和乡村教育在印度几乎是失败的。而没有教育和没有技能的农家子弟，是没有可能从事非农经济活动的。考虑到农村大量的无地农民沦落进城市，而没有城市就业机会来满足他们的需求，人力资源方面的无效配置，也是使得“人”变成了累赘和负担的“口”。

另外，种姓制度也严重妨碍印度经济效率。高种姓不肯做低种姓做的事情。假设不同种姓的人被安排到一条流水线合作的时候，大概可以想象到的就是高种姓不肯帮低种姓的忙，更有可能的是他们根本不愿意跟低种姓的人做同样的工作。除非印度企业有办法在不同的生产线来用不同种姓的人。制造业在这样的种族关系下能顺利发展吗？据说中国企业最近去印度投资，就遭遇种姓问题。别国都没有如此的需要，但是在印度却需要人事主管弄清人选的种姓。中国人事主管发现一个年轻人非常能干，但是核查种姓时发现是贱民。如果任命他为部门主管，基本无法指望高种姓的人服他管，中国企业只好入乡随俗而放弃。

我已经读到不少案例，外国人到印度雇佣的厨师和清洁工等，不肯做倒厨房垃圾之类的事情，认为那是更低种姓或者贱民该做的事情。如果主人不肯出钱请人来做这种下贱的活，他宁可自己掏钱叫贱民来做，反正便宜得很。到印度的外国人，自动被印度人看作等同于印度本国的高种姓的婆罗门。

此外，印度作为一个代议制民主国家，经济上的计划控制，实际上比中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印度对本国工业等产业实施严格的市场保护，使得本国现有企业得到了充分的保护，但是也抑制了他们的创新和改进。固然TATA等国内财阀在国内产业的很多部门占有优势，印度也竭力推动进口替代政策。偏好贸易的印度人也不太擅长于精心工作技巧培育，因此技工也是极其短缺的资源。大伙偏向重商主义，印度的国家政策自然偏向于市场保护。

结果现在就可以看到，印度工业品制造能力短缺，卢比折合成人民币收入比中国低得多（如果以购买力平价PPP法来对比，也许未必是这种情况，但是以密布全球而价格几乎统一的麦当劳汉堡折合，我们觉得印度麦当劳的价格相对比中国还是高一点），而商店工业品普遍价格比中国高。贫民人口数量巨大而没有什么购买力。最高层的人士，则与拉丁美洲一样，拉动的消费是欧美的高级和奢侈产品，对印度国内市场没有什么很大贡献。只有人口中的中产及更高阶层，才是真正的消费阶层。印度的中产阶级的主要标准，根据印度官方发言人的说法，大致是拥有摩托车的阶层。有汽车则属于富裕阶层。如此看印度中产阶级来套中国的话，广东好多地方接送乘客的摩托仔，到印度都可以升级为中产人士了。

普遍的素食主义传统，也使得印度的农村产业，尤其是畜牧业，得不到市场需求的拉动。在畜牧业的许多指标方面，印度位居世界前列，但是其商品化依然是一个大问题。在甘地研究所的会议上，印度学者有寄希望于中国市场来帮助促进印度畜牧业的。

如此的市场状况，也是抑制印度产业发展的一个消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印度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以防止或限制硬通货外流。印度目前对外资投资的预扣税做法，也抑制了外资的进入。这反而加剧了国际收支问题。同时，印度严格的劳工政策，也使得许多投资者裹足不前。招聘进来好办，但是要解雇，估计十年八年都难解雇掉。要是轻易解雇了，那么就是麻烦的官司。因此印度企业不肯轻易招聘员工，失业因此更加严重。考虑到印度严重的失业问题，我觉得这与其是保护了劳工利益，不如说是损害了劳工利益。

不过，印度保护劳工利益的精神和政策，确实还是值得中国适当借鉴的。在中国的外资企业中，一般而言，台湾和韩国企业对劳工利益的损害以及对劳工人格的尊重方面，是最差劲的。私人企业对于劳工的利益也很少有眼光远一点的。

印度的商业很少有外资进入，也是对印度工商业的保护。看到中国目前国际大卖场都在攻城掠地，让其2－3公里的死亡半径内中国人的夫妻老婆店和中小零售商纷纷关张而导致失业或者贫困化，印度政府如此谨慎地守护自己国家的市场，也是值得赞赏的。

这样看来，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阿马蒂亚·库马尔·森教授会有那样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