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蓝
          城市管理

  12月25日晚上在北京站登上13次京沪直达快车，随身带了几张当天的北京报纸。在上海翻阅的时候，一条新闻让我笑了起来：北京又王婆卖瓜了。

  那新闻说的是，城市管理效率方面的评比，经北京几个研究机构的评判，北京的效率第一。三个城市走下来，北京城市管理效率好于武汉这点我很相信，但是要说北京城市管理效率好于上海，哪怕北京市长、也算俺的老上司之一王歧山付我1000大洋让我为北京唱赞歌，我肯定不乐意，除非他拿10万大洋我才会考虑。不过即使歧山不给我拿10万，我也是会说北京的好的，毕竟俺生活过22年的城市，文化和价值观基本被这个城市同化了。

  武汉城市管理我看是大而化之，没有想严管。老百姓日子摆摊没有太受城管的威胁。北京严管而没有什么效果；上海严管而有效果。

  不过，北京开车人比深圳规矩多了。路边划的自行车道，基本没有司机进入抢道而行。在深圳，广深高速公路的路肩紧急停靠带，交通警察方面的记录到很严重的强行进入通行的情况。胡乱穿插，埋头猛拐的那样事情，我在北京开了三天车，几乎没有发现。别人规矩，自然我也规矩。前一阵北京一个外国妇女挡路不让汽车在人行道上通行的新闻和图片，大概只是个案。在上海没有开车，所以没有具体感知而无法发言。

  北京东长安街的北京饭店，那地方算是市中心的中心了吧，停车费很公道，一小时5元，其他地方半小时一元。北京那么大，汽车那么堵，比起深圳来说算是大巫了吧。北京停车费比深圳便宜得多呢。

  武汉是一个市井生活特色浓郁的大城市。在现代化生活节奏的衬托下，北京市井生活特色也突出，不过冬季大家猫冬在家，外边的显示不多。与北京同样是现代化大都会，但是上海市井生活特色更加鲜明，也更有秩序。

  比如上海过街行人大多很规矩，就是遵循红灯停，绿灯行的原则。当然，许多路口都有安排下岗职工担任的交通协管员在吹哨子舞旗子进行管理。但是我也看到多处没有交通协管员的路口，行人照样耐心等绿灯而不任意横穿马路。而不久前一个年轻女白领没有按照规定过马路而被处罚而上了新闻的故事，大概也是上海的杀鸡惊猴之举。一般不会把事情弄到如此惊天动地的地步的。

  行人过马路守规则这点，武汉和北京都远远不如上海。

  从发展程度看，武汉与北京有相当距离，与上海的距离更大。

  武昌桥口区长江大桥下，江边公路后直接面对浩荡长江的土地，要是在北京上海，早就成为开发宝地。在武汉，好多地方依然是低矮的厂房。有些路段的确有了光鲜的住宅楼和办公楼，但是楼背后直接就是原来的狭窄小巷。江汉平原上传统生活，依然在那里延续。武汉的东道主引我们去户部巷品尝了点武汉小吃。我们观察到的户部巷里卖豆皮热干面等的小吃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不是主张要消除这些民俗，恰恰相反。但是根据级差地租的原理，这些低成本的小铺子，与光鲜的热闹街市之间，应该有一个缓冲的落差。上海就是如此。淮海路门面热闹非凡，进入里弄，就是宁静的生活。而夫妻老婆店，则在僻静一点的路上。糯米饭团，油条豆腐花等，离开高楼几步之遥的传统街巷里马上出现。估计是因为面对的顾客群完全不同的缘故。这次在上海的第一顿早点，就吃了这些江南传统小吃。

  北京的情况比较接近武汉，比如西二环金融街后的原顺城街后面不远处，胡同里传统老北京的生活依旧，与金融街的活动毫无关系。东长安街贡院旁边那些胡同深处，还是宁静的老北京生活。豆汁，炒肝，白水羊头，炸酱面依然存在。在住处中企协的招待所，早点照例是油饼火烧豆浆油条等，还有包子炸馒头片。市井小吃已经登堂入室了。

  从民俗意义来说，我倒更欣赏武汉，因为发展慢了点，保留下来的民俗和传统建筑多点。可以在其他城市教训基础上改进旧城改造。我对上海倒有点不同看法。而北京是特例。

  因为沉甸甸的故宫在市中心占了那么大一块面积（50年代，何阼休院士当中宣部小官时，在人民日报撰文表示拆了故宫算了，以免妨碍北京东西向的交通，这主张不仅是伪科学，而且是反科学），北京或者国家特别规定，二环内建筑不得超过某个高度，以免将故宫衬托的很尴尬，也因为二环内没有太多鹤立鸡群那样的高楼，尤其是故宫四周，这算是一个大德政。但是在其他地方，现代高楼在四合杂院群里尴尬站着的场景，还是很多。

  在上海，我们住的陕西北路南京西路交叉处，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地方，一方面是许多传统的租界洋房，不过三四层楼，就是老上海那样的建筑和文化氛围。但是不远处就是几片现代化高楼建筑群，突兀生硬地插在上海市民生活中，与四周环境很不协调。

  上海和北京这样的情况，让我想起巴黎的蒙帕纳斯大厦MONTPARNASS。在巴黎传统建筑风格的闹市里，突然矗立起一座摩天大楼，破坏了巴黎的整体景观。因为这个教训，巴黎后来决定在巴黎郊区另外开辟拉戴方斯新区，让高楼大厦到那里去生长。从我在巴黎丰特诺瓦广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临时工作的办公室望出去，蒙帕纳斯大厦孤零零地立在市中心。与我们想象的高楼大不同，其底层不是商铺林立的地方，而是巴黎到马赛高速铁路TGV的起点站。

  旧城改造是需要的，但是如何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融合在其中，同时尽可能多保留我国文化传统的血脉，而不是生硬地引进外国的东西。这首先是城建规划院那些线形思维人士的需要，其次是地方长官的需要，然后是建筑设计师的需要。更是我国民众和媒体从业人员的需要。跟许多学者谈这些，总是城建规划院的人被骂做蠢货。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些蠢货规划者，故意给北京捣蛋，故意给北京居民捣蛋，故意给来京的外地人和外国人捣蛋。同时，这些家伙还给2008年的奥运会难堪：到时政府只能替他们擦屁股，另外想辙来避免北京交通堵塞而影响奥运会和参观人群出行的需要，从而防止北京的脸面被丢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