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尽管收入流动性总的趋势是在上升，但流动性的程度却并不容十分乐观。在我们的样本中，如果把收入水平从低到高分成8组，那么大多数收入流动发生在相邻的1-2组，即上升1或2组，或下降1或2组，鲜有人一下子从目前收入组上升或下降3组。这样一来，尽管穷人的收入流动性在上升，但他们上升的幅度是有限的。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收入差距仍在扩大。

       其次，农村中产阶层（收入水平处于50%-90%的那部分人）状况不容乐观。和穷人相比，他们的收入流动性在下降，表现为收入组别上升人口所占比例有所下降；和最富裕的人相比，他们的收入安全性正在恶化，表现为中产阶层作为一个整体，其收入下跌人口的收入减少比前期有所扩大，而收入增加人口的收入增长却并没有比前期有明显的改观。这一研究结果，和最近在美国发现的现象相类似。不过背后的原因却大相径庭，具体细节还是留待以后再说吧。

      更进一步的计量分析表明，对收入流动性造成影响的各种因素中，家庭人口年龄结构（表现为抚养人口比例）的作用最大，接下来为农民的生产率高低、是否在非农业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是否是党员、家庭人力资本禀赋（表现为受各种教育人口所占比例）、税负负担、是否参与农村要素市场（尤其是土地租出）交易，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大部分和非市场性的经济结构或政策性因素相关，少部分可以看作是农民自身决策的因素（例如年龄结构）要么也和政策因素联系在一起，要么在短期内见效不大。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好的政府政策在增加收入流动性方面可以有大的作为---- 尽管过去的历史表明政府更多地是在推行不怎么明智的政策，二是一旦政策的作用失效后，农民自身的作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起作用是不清楚的。比如农民是否在农业活动上具有比较优势，一方面是政策的结果，一方面也是农民自身决策的结果，目前我们还没有办法分离这些因素。抚养人口比例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我们至少可以预计，在大的政策因素不变的环境下（比如计划生育、农民外出打工、农民自办企业所面临的政策约束，等等），农民们进一步发挥的空间是有限的。有点可能会在将来还会恶化。

      另外需要政策制定者注意的是，以往的政策注意的是静态的贫困人口。但在考虑收入流动性后，不仅那些长期陷于贫困状态的人需要得到特殊的政策照顾，对于那些从较高收入组跌入贫困陷阱的人也需要予以关注。后者在很大程度上无论是在学术研究还是在政策制定中都被忽略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和非党员相比，党员的收入流动性更高。一个解释是那些比较有能力的人被党组织吸收了，另一个解释是党员的政治身份可以使他们获得很多非党员所不能拥有的机会和资源。当然也可能皆而有之。现在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是那个因素占据主导地位，但考虑到样本中党员只占总样本的10%（再加上其他学者相关的解释），因此第二种解释是更可能的。如果这反映了实际情况的话，那么现在的政策和制度是有必要好好进行检讨的。一个好的制度，不能只照顾少数人的利益，不应该和他们的政治面貌挂钩。这是和谐社会的应有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