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80年代末开始至今，中国的收入分配状况开始不断恶化，这几乎已经成为一个共识。而对收入分配扩大的不满，也开始不断蔓延。虽然从理论上讲，收入分配扩大并不一定是件坏事，但就目前中国收入分配现状的评价，却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负面批评。

        例如，大多数人一提起中国的收入分配，都会提到节节上升的基尼系数，会提到不断攀升的城乡收入差距，会提到日益危险的贫富悬殊，等等。从数据来看，种种担心并不是无的放矢。例如，根据世界银行的Martin Ravallion和Shaohua Chen的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1年为30.9，到2001年就上升到了44.7。在Michael Lipton和我共同撰写的一份政策研究报告中(参阅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新挑战与大智慧－－评《寻找内外平衡的发展战略》)，我们也指出在六个亚洲大国的对比中，1981-85年中国是收入分配差距最低的，但到了1999-2001年，中国不幸一跃而成为收入分配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大可在这里无意为中国的收入分配现状进行辩护。但我在这里想指出的是，对收入分配的研究和评价不能仅仅看静态的收入差距，还要看动态的收入流动性。后者或许更准确地反映了收入分配的本质。

      简单地说吧，当我们提到收入分配恶化时，我们的直觉反应是穷人与富人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但问题在于，随着时间的变化，收入的对比也可能发生戏剧性的变化：昨天的穷人往往有可能一跃而成为今天的富人，而今天的富人却反而可能沦落为明天的穷人。换言之，今天的穷人实际上和昨天、明天那些被称为穷人的那些人其实并不是同一批人，如果你今天被贴上穷人的标签，但明天却有很高的可能性变为富人，那么所谓的收入差距概念又有什么值得担忧的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在最近几期的文章中指出，所谓“美国梦”的实质，就是给那些今天的穷人提供无穷的机会，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未来实现自己的百万富翁的梦想。每一个时期都会有不幸的人成为穷人，但只要他们有足够高的机会在将来成为富人，那么对收入差距扩大的担心实际上是没有意义的。可以说，这就是收入流动性想讲的故事。

 
      如果我们从收入流动性的角度来看中国的收入分配，又会有什么新的结果呢？在大可和其他两位合作者刚刚完成的一项研究中，我们利用对10个省近200个村2千多户农民从1987-2002年收入数据，发现收入分配的确正在恶化。如果我们把所有样本按收入高低分成8组，那么从1987-89到1990-97，再到1999-2002年，处于收入分配最高的10%的那部分人口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在不断上升，从第一期的29%上升到第二期的35%，再上升到第三期的40%。而其他各组人口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均在不断下降。其结果是不同收入组人口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收入最高的10%人口与收入最低的10%人口的收入比例，1987-89年间为6.7，1990-97年间上升为10.4，1998-2002年则进一步上升为14.7。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不同收入阶层的收入流动性很不相同。在我们的考察期内，从第一期到第三期，处于收入分配最底层的25%的农民之中有55%成功地挤入了更高的收入阶层。另外，对于这部分收入最低的25%人群来说，其收入的增长总量超过了其收入的损失总量，因此其按收入衡量的净福利是增加的。更重要的是，贫富收入差距的扩大很大程度上实际上反映了收入流动性对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简单地说，富人对穷人收入比例的上升，实际上更多地是由那些从穷人变为富人后，这部分人为富裕阶层所带来的新增部分收入所造成的，且这部分新增收入对总收入差距变化所起的作用在不断变化。也就是说，收入差距的扩大，并不是反映了原来的富人固有优势的加强，而更多反映了那些成功地使自己挤入富裕阶层的人收入的增加。这样的收入差距，显然不是应该受到诅咒的。这一新的发现表明，中国农村，即使从绝对收入水平上来看仍然是不尽如人意的，但她仍然为那些梦想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人提供了很高的机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里确呈现出了一片希望的田野。

      但遗憾的是，这一发现并不足以促使我们对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做出多么积极的评价（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