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潜在危机
              张宗和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规模迅速扩张，而教学质量相对滞后，对此已有名校教授撰文，疾呼中国高校教学的失败。1此言虽然耸人听闻，但不无道理。的确，目前在高等教育范围内学生厌学、教师轻教的问题确实存在，著名高校和普通高校在这一点上，看来只有程度的差别，而没有本质的不同，由此足见问题之严重。在此笔者就此问题进行粗浅的分析。至于分析方法，主要是受了名声显赫的“芝加哥学派”的头面人物加里·S·贝克尔的启示，他说，“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这些行为涉及货币价格……教师和学生等等”，2 故尝试用经济分析方法来分析教育问题。

  作为人类社会活动内容之一的教育活动已有数千年的历史，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活动如孔子办私塾就发端于春秋时期，韩愈写《师说》至今也有一千余年。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教育有了很大的演变。早期的教育只有施教者和受教者两大主体，即只有教师和学生，而没有独立的教育管理者。在教育发展过程中，教学管理独立出来，成为国家和学校有别于施教的专门职能。这样，教育主体就由两大主体演化为三大主体。在进一步的发展中，教育的职能又有了发展，即从单纯的知识传授演化为同时要进行知识创新，在现代高等教育中，又增加了发现人才的功能，3从而要求教师必须一身三任——施教、科研和选人才。但是现在，许多教师只对其一的科研感兴趣。对于其他则缺乏应有的热情。

  虽然当前中国社会对教育的重要性早已形成共识，但施教者中真正热爱本科教学的则为数不多，以至于教育部要强制规定教授、副教授必须从事一定数量的本科教学，对诺奖得主杨振宁教授给本科生授课之事广为宣传，还举行大规模的定期本科教学评估。施教者中真正热爱本科教学不多，自然就会出现田国强教授所列举的教师放学生羊的机会主义现象。

  施教者为何要进行这样的行为选择？根源不在于教师的个人品德和个体理性，而在于制度导向和受者回应。应当说，教师的这样的行为选择是一种理性选择。大部分教师既是“教育人”又是“经济人”。从“教育人”的属性出发，教师追求自己的付出得到社会的认可，特别是受者即学生的认可，“桃李满天下”是对为师者的最大安慰，受到学生尊崇就是教师的成就感所在。从“经济人”的属性出发，教师追求自身的最大经济利益。教师具有人的基本属性，有生存的需要、发展的需要和享受的需要，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获得物质资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是获得一般等价物。

  现代中国部分大学生是独生子女，他们对父母和社会要求得多，付出得少，对老师也是如此，对别人的关爱不具有感恩之情，“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对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已成昔日神话，不少教师感叹今日学生没有良心。因此，部分教师未获得预期的受者回应，扩展开来，使多数教师认为追求“桃李满天下”是毫无意义的，获得学生的尊崇感恩是短暂虚幻的。这样，教师的“教育人”的追求大大淡化了，而“经济人”的追求大大强化。


  从“经济人”理性出发，教师的行为选择即精力和时间的投向，一是考虑现行制度的导向，二是考虑自身能力，力求在这两大制约条件下获得最大经济利益。现行制度的客观目的导向是偏向科研，科研的经济收益和社会收益远高于教学，因此，有科研能力的教师的理性选择自然是把精力和时间尽可能多地投向科研。加之现行制度在技术方面，使科研水平比教学水平更易度量，获得普遍地社会认可，教师就更偏好科研，轻视教学。不难看到，在中国的大学里，科研奖励制度一旦确立之后，就不需要教育管理者再采取其他的激励、监督手段来强行推动教师进行科研。教师具有高度的科研积极性，一切可以用来投入科研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可以说完全进入了累积性的良性自动运行。而教学就自然而然地边缘化了。教师认为对教学投入时间精力是一件烦人的事而不是快乐的事，从事教学活动的幸福指数很低，因此当不得不这样做时，就要优化资源配置，在课程种类、授课地点、课时报酬等方面精打细算，还力图搭便车，减少投入，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影响教学质量，以至于教学管理者不得不用建立种种严厉的教学管理制度来保证基本的教学质量。在强制性制度下，教师与教学管理者展开博弈，教师由于占有信息优势，使教学监督不能充分奏效，其结果自然是不能确保教学质量。


  学生也有两种属性，既是“学习人”又是“经济人”。作为“学习人”，追求尽可能多地掌握知识，获得品学皆优的社会评价。作为“经济人”，追求学习行为的最大物质利益。对于缺乏社会阅历的大部分大学生来说，无法理解体会学习的实际效用，加之许多课程的讲授比较乏味，从而使学习成为一件艰苦的事。而人的本性是趋利避害，喜舒适厌艰苦，在缺乏外在压力和足够激励的情况下，学生的“学习人”追求是比较淡漠的。


  从“经济人”理性出发，学生要考虑学习的成本和收益。在学校，分数是学习收益的指示器，而许多学生对分数与学习实际收益之间的区别并不清楚，从而以最小的学习投入获得尽可能高的分数就是学生的行为选择准则。如果可以用更少的努力就可获得较高分数，即取得比较高的“学习效用价格比”，哪怕是不正当的方法如考试作弊等，也会有学生采取。还有一些较有理性的学生，会思考所学知识的有用性。而这种有用性的现实化是需要时间的，学生在就学期间并不能都能理解感受这一点，就有可能产生所学知识基本无用的观念。学生一旦认为所学知识以及获取高分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实际的利益，就会大大减少对学习的投入。


  当施教者与受教者都形成了教学负偏好，在现行教学管理制度下，自然会产生合谋行为。合谋的主要形式是教师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学生赞赏宽松的老师，在双方都较少投入情况下取得好的学习成绩，双方皆大欢喜。合谋形成的条件是教学主体和教学管理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合谋常常是施教者与受教者之间的一种默契，这使教学管理者制止合谋要支付很高的监督检查成本。教学管理者在获得准确信息时可以采取抽考的方式发现和惩罚合谋行为，但经验表明，发现的概率通常很低。合谋行为会遮掩教学的真实质量，使分数成为教学质量的名义标志，高分不再是高质的象征。合谋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合谋行为一旦成为集体行为，就会造成逆向选择，严厉负责的教师不一定获得学生好评，参与合谋的教师则可获得评估高分并得到奖励。经验的外溢，和人的趋利性，会使不得以参与合谋的教师增多，那样就会形成更大范围的合谋。如果出现这样的局面，中国高等教育的前景就极其令人担忧了。

  教育的一时偏失会贻误一代人的素质养成，因此必须引起重视。按照新制度经济学原理，教学负偏好并不是学生和教师的素质差造成的，而主要是制度缺陷引发的。经济学认为，高明的制度设计是使每一个人在为自己的利益奋斗时不仅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还会增进公共的福利。因此，本人认为，应该从基本的层面进行制度创新。

  总的方向应该是改革涉及教师的基本层面的教育管理制度，大幅提高教学的地位。要纠正教学负偏好，关键在于用制度把教师导向注重教学，只有教师重视和热爱教学了，就会有更多的教学投入，就会有无穷的创造力，就会形成良好的师德教风。由此，才能解学生之“惑”，学生才可能增强学习理性，改变厌学倾向。而要纠正教师的轻教倾向，就必须在教师的切身利益与教学水平提高之间建立强正相关关系。此外,否定学生是消费者的理念, 对学生进行感恩教育,重提师道尊严,强化教师作为"教育人"的回报,对形成可持续发展的正常师生关系也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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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见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田国强教授撰写的《关于改善上海财经大学学风、教风的建议书》。

2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第11页，上海三联书店，1995年4月新一版。

3西奥多·W·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第94页，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12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