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方论历史观》解读

治史述古之旨，一之以气，一之以理。

以气者，褒意气而振豪情，此可以为后人师；
以理者，辨得失而算利弊，此可以为君王谋。

稗史演义素以气观，慷慨英雄、正邪冰炭，而得民风之教化；
正史通鉴素以理观，指点棋局、推演计谋，而得帷幄之机变。

庙堂若以气言史，则偏颇张扬，国之危也；
市野若以理言史，则民心卑俗、国之衰也。

观今之世，以气驭国，盛极必反；
察今之民，以理犯义，道竭乃散。

——游方和尚
 

解读：

看历史，历来有两种眼光：一种以气，一种以理。
（中国儒道文化十分注重“气”的概念，“气”是一种精神的力量，有盛衰强弱、有方位脉络、有正邪雅俗，包括今人所说的气势、意气、境界、品位等含义；而以法家、兵家、纵横家为代表的功利、法理思想，更注重对客观物质利益的把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用精神与物质、道义与世俗、宏观与微观、理论与技巧、战略和战术等对应的概念来描述；既有对立，而又是相辅相成的。）

用“气”来学习历史，可以褒扬正气、振奋精神、教化民众，阐明做人的道理；
用“理”来观察历史，可以明辨得失、总结利弊、探究因果，指导做事的方法。
（孔夫子笔削《春秋》、述而不作，却从道义角度彰显了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所谓“春秋笔法”，是以“气”观史的鼻祖，为后人树立起了“青史留名”（即“舆论”）的道德观念；由此，历史上无数的忠臣志士均知以“气节”自持，连奸侫叛徒们也不得不在作恶背叛之时为自己找点理由开脱、不敢轻启天下之大不韪。而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则完全从功利得失的角度，为后世施政者提供参考借鉴。）

因此，流传民间的事迹传说、故事演义，一向以“气”来演绎历史，弘扬英雄正气、鞭笞奸侫小人，形成了大众的道德观念和舆论导向。
而正统、主流的历史书籍，则多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分析事件的因果关联、施政的得失成败，来获取历史的经验教训。
（《三国演义》讲忠奸泾渭分明，《水浒》讲义气快意恩仇，忠义气节深入人心、大是大非立场鲜明；而岳飞忠勇却何以功败垂成、司马小人何以能窃国一统，则属于历史学家们钻研的课题。）

施政者如果滥用政治观点来诠释历史、指导决策，难免会主观片面、行为偏激，这样治理国家就有危险。
社会大众如果用功利思维来看待历史，必然丧失道德是非、急功近利，从而沦为蝇营狗苟的一盘散沙，国家就会衰落。
（且不谈宋襄公以“仁义”作战的历史笑柄，仅以当代国人亲身感受来说，基于政治理想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就曾导致过经济灾难，“文革”更是造成了十年浩劫；而邓公撇开资无之争的一句“发展是硬道理”，则给中国带来了近三十年经济腾飞的奇迹。与此同时，跟随商业文化兴起的个人主义、功利思维，却也给中华民族带来了道德风尚的大冲击，忠孝仁义礼智信廉的“正气”迅速削减、坑蒙拐骗偷抢贪淫的行径日趋猖狂，国力虽强而国势渐衰，若再不弘扬正气，未来十年中国是否还有蓝天绿地净水、清官忠臣孝子呢？）

从当今的世界形势来看，政治理想（“气”）是一种号召力，能够在短期内聚集起强大的力量，但也会很快趋于疲弱、甚至走向逆反，以国家经济利益（“理”）为首要考量标准的决策才是长久的治国之道。
从当前的国内社会来看，用商业性、功利性思维（“理”）来评判历史人物及其得失的思潮正在泛滥，如果放任这种现象滋长，社会的正义感、道德感（“气”）就会缺失、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会再度复苏、国家民族又将分崩离析。
（无论是“输出革命”还是“输出民主”，东西方政治思想的宣传都只能盛行于一时，最终还是要回到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上来。而从民间大众的价值观来说，当前流行的功利思维的历史观，正在努力诋毁诸葛亮、岳飞、董存瑞等“正气”形象，正在斤斤算计抗美援朝的物质得失；试想，如果不以“正气”来衡量，而以岳飞与秦桧的个人私利得失来比较，是非将会扭曲到什么地步？如果在抗战时期，这些人是不是该投汪精卫去了？）

结论：
“气”和“理”既是对立的，又是相辅相成的；
重气不重理，难以成事；重理不养气，必然庸俗。
附带举一个例子，拿《文化中国》正在播出的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朱子彦谈论“诸葛亮有不臣之心”的节目来说，就是一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典范；因为，在这些庸俗、市侩化了的“历史学家”心目中，是没有社会理想、没有道德准则、没有历史使命感的，所以也不可能理解先贤“鞠躬尽瘁”、“士为知己者死”的品德操守，只能是按其自己内心热衷的的一点权术、一片私欲来推己及人，捕风捉影、哗众取宠，用诋毁先贤的名誉来博取个人的一点小名气罢了。
这也反映了当今浮躁功利的商业意识，已经渗透进了人文学术领域；无知者无畏、有知者无道。如此“正气”不存、理想不再，国民恐怕就成了精神上的“亡国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