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01年，当时正值国内“网络圈钱”泡沫消亡和“宽带圈地”走向尾声之际，笔者对于中国网络通信产业的现状与发展前景作了一些分析和提议；今天回过头来再看，似乎除了统计数据之外，还并没有太过时。
因此，笔者不揣鄙陋，将其重新发布出来，供大家对照一下，看看五年多来，中国的网络产业和互联网业界到底有了哪些进步。


（一）现阶段中国大陆电信领域与市场的特点

1．体制的转型特点

  电信业和信息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同时也是保卫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多数国家已经对这些具有战略意义的资产进行了严格的管理和控制。直到20世纪80年代，几乎除美国以外的所有国家都认为，政府对电信业的垄断是对其进行管理和控制的唯一合理手段。大多数电信机构认为，互联网对于现有的电信设施和电信服务来说是一种不受欢迎的竞争形式。在过去的20年里，技术革新（包括互联网）和经济发展的压力对提高通信设施的能力提出了要求，这才使得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各种形式的通信手段和调整体制法规。

  当前，世界范围内的自由通信服务正在蓬勃发展，这一进程似乎已不可逆转。然而，对电信市场开放的速度和范围，在不同的国家却有不同的认识，从智利的完全私有制竞争市场，到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国有垄断市场，政府放松对电信市场的控制究竟应该放到什么程度，在国际和国内都还没有什么定论；即使在竞争激烈的美国市场，也没有产生政府毫不干预的自由市场机制。

  众所周知，中国大陆目前仍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在这一时期，新旧经济体制之间此消彼长的转型特点表现得十分突出，反映在电信领域自然也不例外。

  1949年以来，中国公用电信业一直由邮电部独家经营。邮电部是国家电信政策的制定者、执行者，又是电信业的经营者。但从80年代初开始，打破邮电部独家经营电信服务的问题，就已经在有关部门和专家中成为日益受到关注的话题。80年代末期，电子工业部以增加电信业的国内竞争为由，力争打破邮电部的垄断权，但没有成功。然而，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重新回归国际经济社会，国际、国内业务的信息交际量急剧增加，公用电话网络过度超载，排队等候安装居民电话的人超过了1200万，而邮电部却力不从心，这就需要另外一个网络来支持电信的发展。

  1993年，电子工业部部长胡启立向国务院提出建立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的构想。他指出了信息交流的重要性，特别是计算机信息系统有利于集中化，可以加强行政监控；同时技巧性地强调，电话虽属邮电部管辖，电脑却应由电子工业部管辖。

  到1994年，国务院正式批准了在电信领域最初打破邮电部垄断的两家电信实体：作为新网络建设者的吉通公司和旨在在长途信息通信方面与邮电部竞争的中国联通。面临电子工业部和其他部委的竞争，邮电部的服务被迫开始迅速升级，推出了高质量的专用有线通信服务（如用以高速传输数字资料的ChinaDDN）、大幅下调移动通讯收费标准、扩大公用电话交换网络的容量等等。

  1995年末，新华社参股的中国因特网公司在香港成立；除新华社以外，其他部委也开始提供互联网的接口服务，一些私人公司也开始提供上网服务。大多数互联网供应商主要是二次出售邮电部或电子工业部提供的接口，他们以拨号上网方式提供通称的ISP（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服务。因为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的“金桥工程”主要是向商业用户提供互联网服务，所以他们很乐意向这些私营的供应商提供专用上网接口，然后这些私营的供应商们再以优惠的价格向个人用户或小商业部门提供拨号上网服务。

  这些私营的网络供应商起先常常是无照营业，因此常被政府取缔。然而由于投资少、市场大，小型的网络供应商不断增多。最后，邮电部于1996年开始向所有具备支付能力的单位和个人放开提供互联网接口。

  到1998年，邮电部和电子工业部等部委的竞争加剧，于是，邮电部正式规范了全国范围内的电信设施和服务，坚决反对竞争。在政府不同部门分别强调监管和呼吁竞争的双重要求下，这些纷争被提到国务院的层面上解决，因此，国务院决定将这两个部合并成一个信息产业部，实行政企分开。在这个合并部门的管理下，不同网络之间的竞争依然存在，但这已是接近于正常的市场竞争的范畴了。

  从前述的中国电信领域打破垄断坚冰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两个特点：一方面，是需求——政府加强行政监控的需求和用户不断扩大的实际应用需求——引导了改制、发展与竞争，这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特点，需求是发展的根基；另一方面，打破垄断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其中通信技术的发展提供了挑战垄断的可能性，多种经济成分的利益团体（特别是非国有企业）的介入起到了推动作用，而同时，垄断既得利益者对于利益的维护是顽强的，尤其在其身兼行业主管部门或仅仅作为行业主流企业的情况下，竞争者往往首先以“现行秩序的破坏者”的面貌出现——所以，体制转型的过渡性特征，会在这个行业领域的发展中有着较多的影响。

  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的“消长”：

  （1）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观念的此消彼长。

  上述这两大对手的竞争表面上看是两个部委团体利益的矛盾，实质上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中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表现。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广电总局和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之间。关于电视、电话、电脑网络“三网合一”以及由谁来实施的争论，一度变得非常尖锐：广电系统早些年由于不堪租用电信高价光纤的重负，逐步投资组建了自己的光纤和同轴电缆混合网络，通信技术的发展又使这种网络可以在进行双向化改造之后提供高速的有线通信服务，于是积极多方面融资开展升级改造和提供数据通信业务；而成为新“垄断”者的信息产业部门一方则认为不能搞“重复建设”，否则就是资源的浪费，有的舆论还抬出了保证党的宣传媒体的“纯洁性”的高调理由来进行压制。有些地区甚至一度出现了电信和广电部门的支持者互相剪断对方光缆的恶性事件；山东淄博也发展到了两家对簿公堂的地步，最终尽管广电败诉，并赔偿了电信几十万元损失，但信息产业部长吴基传在论及此事时的表态已经显出了放宽的迹象，暗示广电部门在实现了“台网分离”的前提下，有望获准经营电信业务。

  实际上，所谓的反对“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观念，因为“计划”的目的当然是保证资源配置投放和产出的计划性、反对资源“浪费”；而市场经济则讲究引进竞争，“重复建设”是必须的，否则何来竞争的条件？事实上，全国各地广电系统有线电视网络的双向化改造当时已是如火如荼，在“宽带接入”业务方面，深圳、广州、上海等大城市都已经开始进行。观念的更新毕竟只是时间的问题。

  （2）垄断与竞争的此消彼长。

  中国电信的垄断造成电信服务供给不足、质量低劣，价格高居。为了获得极大化利润，中国电信通常在非最优生产规模下提供电信服务，其服务供给量小于竞争性市场供给量，也小于社会对电信服务的需求量。这是由于中国电信的垄断阻碍了社会上其他资金的投资介入，客观上使电信建设的资金瓶颈难于突破，从而导致电信业投资严重不足。不仅如此，因缺乏竞争，电信服务因循怠惰，价高质差，对此，许多报纸刊物都有典型报道。

  打破电信垄断，似乎已经是电信部门以外的“全民共识”了，尽管电信部门一再抵制，甚至在回应中国联通在移动通信领域的竞争时，利用其固定电话网的优势在“互联互通”问题上频频制造障碍，涌现了不少“抗联英雄”，但最终是自己遭到了“肢解”。1999年4月，信息产业部将中国电信分为固定网络、移动通讯、无线寻呼和卫星通信四家公司，之后又将无线寻呼整体划归中国联通。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垄断厂商常常通过人为地限制产量和抬高价格，赚取高额垄断利润。这种垄断利润的诱惑是极大的，因此当少数竞争者在竞争中取得压倒性优势的时候，新的垄断可能性就会出现。据海内外报道评述，随着中国电信的“分家”和中国联通的调整与扩大，两家似乎又有了共同垄断该行业市场的迹象；但可以相信，随着WTO的临近，新的竞争者又会出现。因为，竞争是由市场经济的客观规律决定的，扎根于“利益最大化”的垄断意识尽管不断在进行反扑，毕竟越来越弱，但在这个过程中，垄断与竞争彼此之间的消长争夺还是会持续相当一个阶段，这也是体制转型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现象特征。

  （3）单一国有经济与多种经济成分的此消彼长。
  在宽带网络方面，中国电信已经明显丧失了技术和经营垄断的地位，只能象一个普通竞争者一样，利用传统电话网的基础优势、借助于ADSL技术，在价格、服务方面与其他经营者的宽带接入方式争夺用户。而同时现在在网络通信领域的局面似乎已经不光是“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了，中国电信更象是南美丛林里误陷遍布食人鱼的池沼的大水牛，连它的“基本业务”都逐渐被纷纷冲来的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成分——股份制电信新企业、私营企业、甚至包括其他行业的国有企业——所“侵吞”和“蚕食”，而自己的个头在一次次“分家”中变得越来越小，IP电话夺走了电信传统长途电话业务上百亿的营业收入，铁通获准开办市话业务，连原本不起眼的ISP公司都来染指它原本独家经营的物理网络平台。看起来似乎有点混乱，但毕竟各地政府的地方财政拨款、股份制企业及私有民营企业的投资、股票金融市场的集资、甚至经过技术性包装的海外投资等多种经济性质资金的涌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弥补了国家电信基本建设投资预算的不足，促进了原国有电信企业的自身提高，也加快了社会经济信息化的步伐。
  （注：五年后的今天，中国电信又恢复了在宽带接入业务的主导经营者地位，这并非由于其经营服务水平的提高，而是它的竞争对手如广电、长宽等由于受到“宽带圈地”泡沫破灭的影响而失去了外部注资、日渐衰微的缘故。）

  然而，新旧体制交替、转型期间，必然会有一段时期的新体系制度酝酿过程，从而导致行业监管软弱，甚至暂时性失控的现象也在所难免。多种经济成分企业涌入电信领域的结果，必然也会带来鱼龙混杂的负面影响。正象当年试行“价格双轨制”的情况一样，过渡期权力的真空必然引起投机的盛行。自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来，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形形色色的“热潮”层出不穷。在这片发生过“大跃进”和各种政治运动悲剧的土地上，人们一哄而上赶潮流的热情，似乎并没有随着动乱年代的过去而变得成熟和理智一点，只不过是从意识形态领域转到了经济活动领域。

  90年代初，海南房地产热、全国各地的“开发区”热、东北的君子兰大战、全国邮市的集邮大战、深圳股市的暴涨暴跌、数年前一窝蜂地引进彩电生产线而引起的后来的彩电价格大战，这一幕幕的大起大落令人记忆犹新。如今在互联网和电子商务领域、在宽带设施建设的过程中，也陆续出现了这样的热潮。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这些“大起”之后的“大落”，并不是由于用户需求已经达到饱和，或是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导致了市场的萎缩，而是同业的投机行为制造了背离客观价值的虚假繁荣的经济泡沫；其最终的破灭、价值的回归是必然的，但所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这也是体制转型时期所出现的特有的弊端。

2．电信消费市场的特点

  中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市场之大是全世界为之瞩目的；在电信服务和产品的消费市场方面，由于起点低、潜量大，具有极大的发展空间。

  然而，由于交通、通信、教育、资源等等因素和历史遗留问题的影响，中国居民的收入和消费水平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历来有“三大差别”之说：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差别。其中，脑体差别在改革初期和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发生一系列的变数，已经开始转变为不同就业性质的收入差别；另两大差别在近二十年来有扩大的趋势，这种差别不仅反映在购买能力上，也反映在人们的消费观念、消费习惯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形成了市场多元化需求的动力和市场扩张的瓶颈。

  在消费观念上，表现为传统节俭观念与现代享受意识的冲突，储蓄与按揭的并存。一方面，人们追求生活质量与休闲文化的高消费欲望开始膨胀，现代消费意识和超前消费观念也已经在沿海地区和经济较发达地区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另一方面，社会福利保障体制的不完善和大批国有企事业单位的下岗与隐性失业问题，使得大城市的低收入阶层及广大的中西部地区、中小城镇乡村的民众的消费欲望受到抑制。

  在消费习惯上，一方面，随着各种金融手段的发展，信用消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认同与接受；而另一方面，假冒伪劣商品的屡禁不止和商业欺诈行为的增多，也使得人们相互的信任度受到了较大的破坏，增强了消费者对于商品和各种营销手段的防范心理，也影响了购买热情。

  在价值观念方面，无形资产的价值开始获得认同，保护知识产权的意识越来越深入人心；然而，在消费者的角度，由于购买能力不足或旧的价值观念的影响，对于知识和信息的有偿服务、对于打击杜绝盗版仍然有个接受的过程。

  这些特点反映在消费市场领域内，就表现为一种特有的现象——市场启动快、发展慢；企业进入市场易，扩大市场难。因此，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中，投资者和企业必须特别重视对用户需求及细分市场的把握。

  由于消费者数量绝对值的巨大，这种现象往往不易为人们所察觉；但在消费者群体相对较小的高端商品层面来讲，就显得尤其突出。在电信领域也是一样，以低端产品的电话为例，1999年我国固定电话用户新增2139万户，达到1.1亿户，电话普及率却只达到13％，城市电话普及率达到28.4％；2000年计划新增用户1700万，普及率也仅达到14.5％！而互联网属于电信领域的高端产品，其普及率就更低，尽管媒体大肆鼓吹互联网用户如何在中国呈几何级数地增长，但这只是市场的启动时期，艰难的瓶颈阶段即将在前方出现（关于这一点，后面我们还会详细讨论）。

3．企业家经营思想的特点

  企业是由人来操纵经营的，所以，企业的经营管理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企业家人格的扩大化，企业行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家的价值取向。当代的中国企业家，植根于中国数千年封建社会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小农经济土壤、背负着长达一个世纪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阴影，脱胎于计划经济思维下的的摇篮式企业模式，主动或被动地受着一些西方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思想的熏陶，可以说正处于“心理断奶”的青春期。因此，许多人在企业经营活动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不成熟的、面对诱惑与现实的不安的骚动。

  由于市场经济在国内起动不久，尚处于初级阶段，具有现代市场经济意识和企业经营管理理念的人才普遍缺乏；在各行业的经济活动中，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负责人缺少战略眼光和经营管理技能，缺少踏踏实实的实干和兢兢业业的进取精神，往往热衷于投机取巧，有的甚至迷信“点子大师”、希望某位“策划高人”拍脑袋拍出一个“金点子”，使自己一夜间轻松暴富；除外企和少数成功企业以外，也鲜有国内企业会去咨询专业顾问公司，或自行开展科学、实在的市场调查分析工作。电信领域的许多企业也存在类似情况。

  目前在电信领域和网络通信行业的企业家，相对来说不乏精英人才，但也有不少具有上述投机性特征的人士。除了国有企业以外，从企业家的出身来源上看，有的是早些年从国营机制下打破铁饭碗“下海”的人员，这批人中不少“先天”就有敢于冒风险的“赌一把”的性格；有的是在股票、邮票市场上发家、或在早先短缺经济时代找到契机迅速发展起来的，投机意识非常强烈；而有通信网络专业知识的IT新贵们普遍年纪较轻、实际经验不足，受比尔盖茨、戴尔、杨致远、张朝阳等奇迹致富的事迹影响，急功近利、缺少务实奋斗的精神。

  网络企业家中的这样一批人的存在，是网络行业投机性泡沫诞生的社会土壤。由于缺乏脚踏实地的进取精神，这些企业家加入“.com与电子商务热”、“宽带热”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持续经营，而是瞄准了风险投资、上市公司或电信运营商，企图捷足先登、占山为王，以今后高价转让为盈利手段。投机的特征通常是“买涨不买跌”，所以，当“概念”走俏时，他们纷纷下场“抢滩”、“圈地”，致使行情愈发看涨；而一旦有风吹草动，行情看跌，他们就会迅速设法抛售脱身，从而使得本来还有希望稳住的大势直线向下，在客观上为“泡沫”的扩大和消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4．国内电信网络服务产品供给的特点

  国内的电信和网络服务，除了电话的应用和部分数据通信业务是需求拉动市场以外，其他很多都属于技术推动和概念推动，缺少真正普遍、广大的用户市场需求基础。

  所谓技术推动，是指当一项新的技术被开发出来以后，开发者和某些利益团体就会试图将其推广应用，从而在市场上获得巨额回报。这是正常的状况，但在推进市场后要获得普遍、成功的应用，则还需符合市场的客观需求和应用基础。

  现代营销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观点，应该把营销阶段向前推进到需求的萌芽阶段，也就是说要“创造需求”——用新的消费概念来影响消费者、唤醒其潜在的消费需求。这是一个突破性的营销观念革命，但是，这种所谓的概念推动，同样也受制于市场潜在的客观需求和应用基础，不能脱离实际。
  技术推动和概念推动，在中国信息技术的起步和发展落后于其他国家的情况下，不失为一种能够有效地减少弯路、缩短差距的赶超战略，中国今天在信息产业方面所已经取得的成就，在大部分意义上应该归功于这种策略的运用。

  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毕竟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城乡之间的经济、教育发展也很不均衡，在信息服务新产品的应用基础方面，本身东西方就存在着差距，国内市场的差别也很大。

  以互联网的出现为例，美国的情况是基于商用电脑的普及，急需通过电脑的互联实现信息与资源的共享与传输的便利，同时美国的科技、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均已十分发达，对于高速通信的需求十分迫切；由于是需求拉动，一旦有关技术取得突破，立刻受到了各行各业的接纳与应用。而在中国，除了外向型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以外，电脑在人们的经济、文化活动中并没有得到真正广泛的应用，很多地区对于通信手段的需求也还只停留在电话、传真的阶段；电脑、上网对于极大部分民众来说，还属于“知识贵族”的奢侈品，所以，信息技术与网络设施的引进和投资，除了政府加强行政监控、科技文教单位的信息交流、外向型企业的商务联系、少数有钱有闲有文化一族的休闲娱乐的需要以外，普通企业和百姓只对电话和有线电视感到兴趣。在这样的情况下，所谓的“技术推动”和“概念推动”，除了在国内少数地区、少数阶层受到响应以外，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丧失了用户需求和应用基础的支持。

  由此来看，风行一时的概念“电子商务热”、“宽带接入热”，究竟其发展前景如何，也就一目了然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