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见刘晓人君《沉重》一文，颇有所感，录旧作一阕以和之。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上个世纪下半叶发生在神州大地上的那一场十年浩劫，现在还留在很多成年人的脑海里。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怀着美好的政治愿望、带着心目中对纯洁理想的向往，稀里糊涂地干了很多错事和傻事，给自己、也给别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伤痛。
  光阴似箭，曾经见证过那段历史的人，几乎没有一个愿意再回到那个热烈得近乎疯狂的时代，他们甚至下定决心不让历史重演。然而，历史是最无情、也是最会作弄人的。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又悄然发动了。
  所不同的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是自上而下的全民动员，是理想主义变质而形成的人文浩劫；而这一次，却是带着浓厚的商业气息，是从上到下的群众性自发行动，是现实主义变质而形成的人文灾难。
  这两次“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结果都是：政治理想的消亡、价值观念的扭曲、个人主义的严重泛滥、社会风气的败坏、人性道德的沦丧，以及思想文化的窒息。

  我们改革的舵手小平同志，早在改革开放初期就预见到了这种现象的发生，发表过著名的喻世明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然而，经济变革的大潮来势实在过于凶猛，人们在物质文明的引诱下，已经顾不得伟人先知的警告，义“不”反顾地跳进了泥沙俱下的商业洪流。
  从“为解放全人类”的理想主义，到“发展是硬道理”的现实主义，跌落到“先富起来”的拜金主义，这一过程短得令人来不及思考、其速度快得令人来不及反应！倏忽之间，满街都是董事长、到处都有三陪女，我们似乎一下子跌进了笑贫不笑娼的万恶旧社会。
  伟人地下有知，看到人们把他打破左倾思想禁锢的名言“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当作不择手段坑蒙拐骗的理由，恐怕要气得吐血！
  在第一次“文化大革命”中学会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生存技能的人们，这一次却无一例外地积极响应“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号召，人人奋勇、个个争先，削尖脑袋要当那“一部分人”。

  财富不是罪恶，但很多的财富带着罪恶。
  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我们奇迹般地看到了本该出现在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羊吃人”现象，看到了连资本主义社会都不多见的种种巨贪恶行和权钱交易现象，看到了不齿于人类社会的“假酒”、“假奶粉”和“婴儿汤”！
  且慢，先不要急着随声附和、抨击那些贪官污吏和不法奸商，还是看看周围吧、并且再照照镜子，拷问我们自己的良心是否已经蒙尘？
  我们是不是为了获得销售利益或办成私事，而曾特意去刺激某些要员的贪念？
  我们有没有面对乞讨的老人、失学的儿童和呼救的路人，总是及时伸出自己的援手？
  我们会不会象渴望物质财富一样地渴望着付出？

  好了，不必告诉我你的答案，告诉自己吧！
  这就是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他人是地狱”，我们不能免俗，所以我们也成了他人的地狱。
  我们努力追求物质的文明，但是我们不会同样努力地去追求精神的充实——付出和施与，所以我们无法得到精神文明。
  现在我们会明白，为什么我们在不知不觉间发动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

  当我们诧异于儿女辈的玩世不恭，当我们感叹于世道炎凉人心不古，当我们忐忑于前景保障的时候，我们应该知道，是我们丢弃了神，而不是神丢弃了我们。
  这个神，不是耶稣基督，也不是佛祖道宗，而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的理想！

  我们的理想是什么？老人们说：身健心安；中年人说：功成名就；年轻人说：富裕民主；政治家说：世界大同（不再有外部威胁）。
  有物质需求，也有精神需求，这才是人类的根本理想，或者说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
  而我们现在的信仰和追求是什么？
  金钱，只有金钱？

  当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贪欲充斥世间的时候，我们才会理解，为什么岳飞文天祥不再是民族英雄，为什么抗美援朝不再是必要，为什么假冒伪劣可以大行其道，为什么当官可以不为民做主，为什么亲友也会成为谋利算计的对象，为什么偷情滥交成为风尚，为什么台独能成气候，为什么信仰荣誉可以不要……
  与此同时，文艺界的黄钟毁弃和瓦釜雷鸣，学术界的新自由主义和剽窃抄袭，传媒界的商业炒作，娱乐界的偶像崇拜，如此种种，也无一不在提醒我们文化的衰微、精神的空虚、人欲的横流。

  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已经来临，我们需要面对。


2004年9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