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德载物，出自《周易》：地势坤（顺也），君子以厚德载物。在《易经》作者看来，天地间万物靠大地生长，而大地以其广厚，能承载万物、包容万物，大地是天地万物的载体。正因为大地以柔顺为品德，所以君子亦应效法“地势坤”的美德，以深厚仁慈的态度来化育万物、爱护万物。   这种厚德载物的思想，含有深刻的生态环保意识。它对于中国人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曾有过深远的历史影响，在今天仍具有重要的意义。  

　　清华大学前身是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创建于1911年。当时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教学法等多照搬美国。所以，西方哲学家罗素（Bertrand Arthur William Russell）批评清华学校是“一个由美国移植到中国来了的大学校”。1914年，梁启超来清华演讲，提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应为君子之条件。1923年，梁启超又在清华论及人文主义，批评美国教育是“实利主义”，其结果只能“将人做成一个部分的人”，而“中国教人做人向来是做一个整个的人”。所谓“整个的人”，就是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人。后来，清华大学依据梁启超关于独立人文精神的演讲，把《周易》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作为自己的校训

一、智者乐水，仁者乐山

孔子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见于《论语‧雍也》篇。意思是最有智慧的人喜爱水，道德高尚的人喜爱山。为什么说‘智者乐水’呢？在古代哲人看来，水是天地万物之源：‘天地以成，群物以生，国家以宁，万物以平，品物以正，此智者所以乐于水也。’（《韩诗外传》）为什么说‘仁者乐山’呢？因为在古人看来，山是万民所瞻仰的地方：‘万民之所瞻仰也，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四方益取与焉。出云道风，忾乎天地之间，天地以成，国家以宁，此仁者所以乐于山也。’（《韩诗外传》）   正因为山水是自然景色及生态旅游资源的宝库，它不仅能为人类提供丰富的物质财富，而且也能为人类提供赏心悦目的精神食粮，所以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有游山玩水、陶冶情操的文化传统。这是一种人生价值取向，也是一种生态旅游文化观。在这种传统的生态旅游文化观的孕育下，出现了山中宰相陶弘景、五柳先生陶渊明、诗仙李白、旅行家徐霞客等智者、仁者。这种生态旅游文化观在“绿色旅游”风靡的今天，仍是旅游者的文化理念，具有重要的意义。

注解：   陶弘景（公元456─536年），字通明，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他是齐梁时著名的道学家，也是南北朝道教的重要代表人物。为什么称他为山中宰相呢？他早年博通儒家经典，以才学闻名于世。在青年时代的官宦生涯中，虽历任诸王侍读、奉朝请等官，但只是闲职而已。在‘求宰县不遂‘的情况下，便辞官退隐于茅山修道。   弃官入道，是陶弘景人生价值取向的一次根本转变，也是孔子的‘智者乐水，仁者乐山’文化理念的具体实践。陶弘景退隐茅山后，齐明帝曾遣使迎居蒋山，他再三辞谢。梁武帝时，他亦屡请不出，居茅山长达45年。陶弘景虽身居景色秀丽的茅山，但他一刻也未忘怀政治，仍然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当梁武帝发兵起事，准备篡夺齐政权时，他遣弟子献表拥戴。梁武帝平建康，和朝臣商议定国号的事，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陶弘景援引图谶及齐末童谣，以梁字为应运之符，遂将梁字定为国号。所以梁武帝在做了梁朝皇帝后，对陶弘景‘恩礼逾笃，书问不绝，冠盖相望’，每逢吉凶征讨大事，都咨询他的意见。齐、梁之际，王公显贵从其受业者数百余人，使这位山中道士成为显赫一时、朝野尊崇的著名道士，故被当时人称为：山中宰相。

二、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天人相胜

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人探讨的重要理论问题之一。随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中国人对天人关系认识的加深，先后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相分’和‘天人相胜’三种基本模式。 天人合一：       所谓天人合一，既有儒家（以孔孟为代表）的天人合德（道）的思想，也有道家（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法自然的思想。天人合德是指人在自然面前，应与天地合其德，以达到人与自然的合谐境界。道法自然是说自然是贯穿于天、地、人的最高原则和规律，人应当以自然为法，顺其自然而为之，切不可逆自然而行之。 天人相分：       所谓天人相分，是说天道和人道各有其职分，二者互不相干，从而切断了天和人之间的神秘联系。不管是春秋时子产的‘天道远，人道迩（近），非所及也’，战国末年荀子的‘明于天人之分’和‘制天命而用之’的观点，还是唐代柳宗元的‘天人不相预’的思想，都属于‘天人相分’的范围。 天人相胜：       天人相胜的思想以唐代刘禹锡为代表。所谓天人相胜，是说天与人各有所能，各有所不能。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与人各以其所能而超胜对方。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刘禹锡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以天治人而知者不忧，以人造天而仁者能爱’的著名论点，既承认自然及其规律对人的制约作用，又肯定人对自然的主动改造作用，是中国古代天人学说的最高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