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之变》作者 徐王婴

浙商，中国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财富制造商”的发展碰到天花板了吗？日益激烈的竞争环境下，浙商的“新奶酪”在哪里？

《浙商之变》以作者长期关注的十位浙商，以及他们在2004年的“变局”为引子，展开了有关“浙商传承”、“浙商出击”、“浙江游资”、“职业经理人”、“危机应对”、“角色换位”、“海归浙商”、“突破垄断”、“国企守望”、“品牌打造”等十个方面全景式的扫描和思考；是迄今唯一一部对浙商变局进行全方位思考的财经专著。

在《浙商之变》一书中，作者明确指出：“浙商变化的不仅仅是小小的富豪榜，浙商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都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

这个“天时”，既指全球化的时代大背景，也指宏观调控带来的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

而这里的“地利”之变则凸现了浙江资源短缺的问题。

“人和”之变，则指出以劳动密集型为特点的传统产业遭遇了“民工荒”，以及职业经理人与家族企业的文化冲突等问题。

综上所述，该书指出了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跳出浙江、发展浙江”口号的及时性，以及浙江经济从“销售取向”转向“品牌导向”的必然性。

该书作者以女性的细腻与感性手法展开理性的思考。在作者笔下，“冯根生的率性、吴敏一的无奈、厉玲的简单、苏显泽的正道、陈金义的沧桑、章鹏飞的天赋、王钧瑶的哀荣、王振滔的激情、夏建统的聪慧。他们的似火激情，他们的雄心万丈，他们的艰辛困顿，甚至他们的尘埃渺小，一个个生动而鲜活。”（浙商书系策划人杨轶清点评）

　　《浙商之变》的另一个特点，在于该书跳出了单纯人物传记或案例分析的范畴，也不是以知名度为标准，而是以“事件”及其代表性为选材依据。讨论范围涵盖了职业经理人与民企老板的冲突与融合、官员下海及其人生角色定位、民企成长的瓶颈及其突破、草根企业的转型和升级、国际化路径、资本市场的冲击和洗礼等一系列带有共性和趋势性的问题。不仅仅唱响“走进春天”的主旋律，也唱出了“走进冬天”的警示音。

在该书的第一篇章“传承篇”中，作者提出这样的命题：“浙商，能否走出商邦的宿命，首先是要解决‘传承’的问题。百年老店是浙商的梦想，但所有的百年老店都不是依靠个人魅力来传承的，而是依靠企业文化，依靠企业自身的机制，依靠职业经理人团队交接来起承转接的。”

在该书的第二篇章“出击篇”中，作者指出：真正的国际化是家门口的国际化。“让浙商可以自豪的是，在跨国公司纷纷‘屯兵’中国的时候，从浙江穷乡僻壤里冒出来的企业竟然能够深入‘敌后’，出奇制胜地‘吃掉’人家的‘百年老店’，并且将产品的研发基地等安插在‘敌人’的心脏部位。而通过家门口的国际化，把‘洋鬼子’的倾销抗拒于国门之外，这样的消息才更是浙商所追求的。”（见《浙商之变》）

该书的第三篇章“游资篇”指出，中瑞等财团的意义在于：温州众多企业已经开始利用联盟、联合，利用资本的魔棒促进企业的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温州乃至浙江，已经从原来的产品经营阶段走向了资本经营阶段。用资本之手推动生产方式的革命、推动浙江经济的转型，这才是温州乃至浙江民营资本“突围”的意义所在。

该书第四篇章“危机应对篇”指出：表面上看，好象困难才有危机，事实上，顺利和形势大好也是一种“危机”，其危机的表现形式则是“成功的诱惑”。做企业需时时刻刻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该书第五篇章“职业经理篇”指出：老板与职业经理人冲突与融合的过程，是浙商的血脉里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过程，是浙商家族企业不断注入现代企业管理基因的过程，也是浙商文化从内陆文化向海洋文化延伸的过程。

该书第六篇章“换位篇”指出：角色的转换，对于个人，也许仅仅是人生的感悟不同；对于社会，有时会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当知本与资本结合在一起，作用往往是几何式裂变的。

该书第七篇章“海归篇”指出：中国企业领导人的“个人英雄时代”已近尾声，接下来是职业经理人时代、专业人才时代、MBA时代，中国企业将不可避免地由新一代的企业领导接棒。知识性、专业性，国际化、年轻化将会是新经济和传统经济接轨的重要因素。而浙江，是让海归与民营资本结合，催生出“新浙商”生命基因的沃土。

该书第八篇章“迂回篇”在刻画浙商群体“敢为天下先”，“敢于打破垄断”特点的同时指出，浙商的创造性在于总是能够“戴着镣铐跳舞”。

该书第九篇章“守望篇”，在刻划浙江国企管理者开拓创新地耕耘好国企“麦田”的同时指出：浙商在全国的示范和标本作用不仅仅在于其“民营性”，浙江的国有企业其实应该更具借鉴作用。因为浙江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共生共荣，并编织出了一道“混合所有制”的风景线。

该书第十篇章“品牌篇”指出：浙商的品牌之路，首先不是从技巧上下功夫，而是从文化、思想、境界处入手。而树立品牌，对于浙江经济来说是关系到浙江经济能否长远走下去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