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ttp://blog.ourzb.com/2610 zh-CN Sat, 22 Nov 2008 20:14:02 +0800 Sat, 22 Nov 2008 20:14:02 +0800 Ourzb Blog http://blog.ourzb.com/2610/289.html
　　随着市场细分的进一步深化，行业领导者受到了来自越来越多的利基战略者的挑战，发展举步维艰。正在在这样一个微利的年景下，通过并购，或用来巩固主业的综合竞争能力，或选择进入新的市场，作为最便捷、时间成本最低的规模扩张手段，也就成为了越来越多的领导者自我扩张的常用手段。

　　不过同为规模扩张，同为并购，本土企业和跨国公司的具体意图倒也有很大区别。如果说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并购是为了消灭中国自主品牌而想独步天下的话，那么21世纪的今天，跨国公司的并购则更多的是为了更好的从外围保护自己，从这个角度出发，跨国公司并购的企业一般都不是与本品牌同一定位的品牌。比如说壳牌为了保住在高端润滑油市场的地位，在06年并购了中低端地位的统一润滑油，以此作为武器来狙击同样为中低端地位但是想往高端发展的中石油昆仑、中石化长城等品牌；来自美国的世界上最大的家电连锁商百思买在进入中国后，立即并购了中国家电连锁四强之一的江苏五星电器，也是为了在己有的百思买店正式开业之前，希望利用与本土的国美、苏宁等同样居于中低端地位的五星电器搅局，确保在高端细分市场，国美、苏宁无暇顾及，从而使百思买能够最大可能的独霸中高端市场。相比跨国企业，本土品牌的并购的动机就略显简单和直接，那就是希望通过并购，能直接增加企业的规模优势，以便能更直接的获取利益。比如说国美并购永乐，就是为了能够更快捷的增加国美在全面的店面，扩充国美的规模优势，这样一方面能在供应商那里获得更大力度的支持和折扣，另一方面，希冀用更多的店面来跑马圈地，占领市场，来促进销售。物美超市并购美廉美的意图与国美并购永乐的意图别无二致，都是想通过并购来最大可能的扩充自己的规模，以便能在与供应商的讨价还价中获取更多的优惠，再以更低廉的价格销售。

　　正因为目的不同，因此，在选择并购目标时，本土企业与跨国企业也显示出了很明显的区别。跨国公司的并购目标大多是在某一行业或者某一细分市场做的很到位的企业，甚至是该细分市场或者该行业的前几名，比如说统一润滑油、MYSPACE网站、五星电器等等，都是该行业或者是细分市场的领头羊之一。本土企业并购的对象则大多是与本企业的战略定位趋同的但是企业规模都比自己小的企业，比如说美廉美超市、分众传媒、永乐、莱芜钢铁等等企业在规模上都比其并购方物美超市、聚众传媒、国美电器、宝钢等等要小不少。

　　我们都知道，跨国企业与本土企业的经营战略上的不同。跨国企业一般是以差异化经营为主旋律的，一般都是固守中高端。相比本土企业，则多是以规模取胜、以价格战为前提，同质化竞争非常严重。不过，这也与我国的国情相一致，在中国在生产要素、劳动力等方面的廉价优势，使得在本土企业在成本上的优势相比跨国企业要占到更多的优势，长此以往，绝大部分本土企业都患上了成本依赖症，并不能自拔。

　　不过，正如前文所说，随着市场的进一步细分，现在几乎已经很难找到没有竞争的细分市场，越来越多的细分市场正在逐步向利基市场转变。如此一来，无论是对跨国公司而言，固守某某一或者几个属于自己的细分市场而不向别的细分市场渗透，最终的结果只可能是现在看来占优势的市场一步步的被竞争对手所蚕食。因此，向潜在竞争对手的腹地进军，挺进本土企业占据的中低端市场，也就成为了跨国公司的一个普遍采用的策略。

　　在具体策略上，是选用现有的中高端品牌，还是新创一个中低端品牌，抑或是直接收购一个在现有中低端市场具备了一定影响力的品牌来进入，就成为了关注的焦点。用现有品牌进入，有可能在短期内给跨国企业在中低端市场带来巨大的销量，但是它影响了该品牌原有的定位，并有可能因此而失去更多的忠诚消费者，而且，一定品牌转型失败，则对企业，损失更大。相比之下，无论是新创品牌还是收购的方式进入中低端市场，无论失败与否，都不影响现有品牌的定位。在利弊面前，几乎所有的跨国公司都采取了保护现有品牌的方式，有些公司采取了新创品牌的方式，更多的企业则采取了直接收购的方式，这是因为一方面收购的品牌本身就在该细分市场具备一定的影响力，熟悉竞争对手的运作手法。另外，直接收购现有品牌将新创新牌失败的风险和时间成本降到了最低。比如宝洁公司为了扶持其新创的“激爽”沐浴露仅仅几年就耗费数十亿元人民币，而直接收购现有品牌的话，这种风险就几乎不存在。

　　一旦跨国公司通过或收购或新创品牌的方式进入本土企业所把持的中低端市场，必然会招致本土企业的巨大反应。不过因为即便是领头羊，本土企业的最大优势还是成本优势，最主要的竞争手段还是价格战。因此，作为本土企业稳固现有市场份额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并购与本企业战略趋同的企业，强化本企业在该市场的优势。物美并购美廉美，无非就是为了强化物美在连锁领域的优势，宝钢兼并莱芜钢铁公司等19家钢铁厂的目的，也是为了强化宝钢在已有的细分市场上的竞争优势。

　　因此，跨国公司的并购都具有长远性、战略性，全局性。相比之下，本土企业的并购则大多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希望能够很快从并购中看到现实的利益和收益，且战术性强，往往大多数时候的并购只是从眼前利益着手，没有从长远的角度做考虑。

　　由于并购的目的不一致，在并购完成后，跨国公司和本土企业整合的方式也各不相同。

　　由于在市场定位和运营方式上的巨大差异，跨国公司在整合被并购的本土企业时，往往采取的都是独立运作的模式，用被并购企业熟悉的竞争手法在其熟悉的领域与熟悉的竞争对手做竞争，跨国企业的整合更集中在后台，包括管理水平的提升、技术工艺和产品质量的提高以及人力资源的培训，通过流程控制和管理水平来强化被并购公司的综合竞争能力。比如，在被百思买并购后，五星电器就一直收到了对方来自资金、技术、管理流程、理念等方面的支持，竞争能力大幅提升。化妆品行业的小护士在2003年被欧莱雅集团收购后，通过获得对方的技术、品牌和管理理念等方面的支持后，一直发展平稳至今。

　　相比之下，本土企业并购整合的难度则要大得多。因为本土企业并购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获取规模优势，如何化规模为成本优势也就成为了整合者几乎唯一关注的问题。但是熟悉经济学的人都知道，成本并不是可以无限制的降低，在规模达到一定程度后，成本则很难再往下降，如果超越临界点，那么成本还极有可能往上提升。且由于并购方和被并购方之前都是直接的竞争对手，双方都有一些战略性的竞争区域（指为了更好的打击竞争对手而可以设置的不是以盈利二是以消减对手的实力目的的细分市场或者区域），这些战略性竞争区域的整合无疑无形中增大了企业的整合成本。国美在并购永乐后，永乐关闭并购之前在国美强势地区的战略性门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削弱了新国美的优势，没有达到1+1>2的效果，使新国美追求的规模优势大打折扣。

　　再者，本土企业整合的目的即为“合二为一”，一方面，由于整合方与被整合方在文化、理念等方面的差异，整合的难度显然要大很多。除非被并购方完全放弃原有的价值理念和行为假设，全盘接受并购方的企业文化，使并购方获得完全的企业控制权。但是，企业文化是通过长期习惯根植于心灵深处的东西，很难轻易舍弃。文化整合也就成为了本土企业并购整合的最大难题。

　　更有甚者，要如果并购方的企业文化弱于被并购方，那么企业在整合时遇到的难度更大，失败的几率更高。TCL并购法国汤姆逊彩电业务后，就是因为TCL的企业文化弱于汤姆逊的企业文化，导致双方产生了激烈的文化冲突，最后TCL只能败退欧洲市场。相似的例子还有明基至于西门子手机。

　　俗语说：管中窥豹，时见一斑。或许该是本土企业改变经营理念、奋起直追的时候了。(黄君)


]]> http://blog.ourzb.com/2610/289.html Mon, 08 Jan 2007 18:30:35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8.html
　　国际投行日前给予国美逊于大市的评级，指出有关国美电器主席黄光裕及相关公司协助调查的事件将会增加公司营运风险。这无疑使人联想起今年4月份的情景 。4月21日，永乐公告并购大中，外界不约而同认为永乐将通过大动作扭转颓势。然而，就在永乐复牌后的第一个交易日，即4月24日，大摩突然发布报告降低对永乐的评级，由“增持”调低为“与大市同步”，此举作为导火索使得永乐的股价进入了下行通道，短短3个月暴跌59%。

　　如今国美评级被降低，会不会重蹈永乐的覆辙？“美乐并购案”与外资投行的资本运作有着直接干系，可谓“成也大摩，败也大摩”，担任永乐家电上市保荐人的是大摩，将永乐股价推向深渊的还是大摩，不过无论怎么倒腾，大摩都是最大的赢家，就连美国华平基金也顺便赚了个盆满钵溢，大呼过瘾！如今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受查风波的真假及细节我们无法考证，但是，大摩会不会像当初一样，再玩一把“增持减持”资本游戏呢？

　　当初的陈晓深谙中国家电零售市场是一个饿死者与撑死者并存的市场，目前中国家电连锁业占家电零售市场总份额不足30%，而永乐排不到前二，所以他决定变革永乐，抛开其稀里糊涂与大摩签了个对赌协议不说，问题在于，同样在今年4月21日永乐的公告中，其公布的年报中画蛇添足地透露，永乐今年上半年利润可能会低于去年同期。这种自我贬损的作法不禁让我们追问：永乐是谁的“代理人”？

　　当然眼下的国美不至于傻到自爆家丑的地步，但即使暂且搁置其身陷“调查门”事件，不可否认的是，市场预期将使国美接下来遭受更大的创伤。对于突围，行政保护肯定不是长久之计，家电供应商的支援也无足轻重，国美需要的仍然是钱，要知道，其商业项目附着在中关村地产项目上运作的蓝图和对整个集团资产和业务结构重新调整的目标，都还没有完成。

　　最好的“伙伴”，国际投行又是首选了。精明的大摩现在正静观国美之变。因为一向沉稳的它在美乐并购案上运作虽高超，但仍不免被指责为利用强势地位干扰企业运营和战略。当然，这绝不代表着大摩从此偃旗息鼓。至国美并购永乐前，大摩总共持有国美股份接近10%，国美如果安然无恙，那么现在可以考虑增持，如果山雨欲来，那么大摩同样可以先增后减。

　　中国家电连锁业或许又将掀起一场风暴。外资投行显然是一个建设者或说是搅局者。不过既然一方愿打一方愿挨，我们就没有理由对大摩进行道德批判，甚至应学习其高超的财技。相反，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中国民企如今的这种宿命的根源在哪里———这厢，德隆系们倒塌，被一大帮国企给蚕食；那厢，永乐们关门大吉不说，还乐此不疲地充当外资投行的代理人。听说第二代浙商更乐意把企业打包全卖给外资，莫非若干年后，中国再无真正的民企？

　　对于时下再次掀起的关于民企原罪问题争论热潮，笔者认为，原罪固然应该追究，但更应当注意的是，今日看似正大光明的百舸争流，是否同样会成为明日的“原罪”呢？比如美乐并购案中，90%没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小股东表示同意，是真同意，还是名义上的“公众权”已被人低价买走呢？再如，主动或被动担任起外资投行代理人，怎么会成为解决企业发展瓶颈的最优解？

(东方愚)]]> http://blog.ourzb.com/2610/288.html Sat, 06 Jan 2007 11:18:11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7.html
　　1．产品高端化

　　产品高端化依然是2006年度的一个现象，也是我们不可回避的一个话题，可以说也进一步巩固了近几年来中国葡萄酒高端市场的开拓成果。可以说，从2002年以来，主流品牌张裕、长城、王朝、新天、通化和云南红等将产品高端化的升级换代提上了日程并在市场上屡有斩获。张裕解百纳、张裕钓鱼台、张裕卡斯特、张裕冰酒、长城小产区酒和云南红葡萄烈酒等具有代表性高端产品的良好表现都能够映射出高端市场给葡萄酒企业所带来的“盛宴”景观。

　　高端产品，一个之间的表象就是其较高的市场价格，但是其实又不能简单的与高价格画上等号。关注产品本身，切忌“营销崇拜”。如果我们用“马马虎虎”的所谓高端产品来应付国内不慎成熟的消费环境，那么无异于在滥用消费者对于品牌的信任，通过产品的“暴利”来实现品牌的“暴力”，来对消费者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无非透支的是品牌的信誉和潜力。

　　2．品牌国际化

　　本年度可以说是，国内葡萄酒主流品牌布局国际化的一个开端，主要的活跃品牌为葡萄酒第一阵营，张裕，长城和王朝。例如：张裕短期目标是在3年内实现海外销售份额占总量的三成以上，最终实现海外市场与国内市场的比例达到1:1；中粮酒业将加大对国际市场的投入，准备拿出总投入的10%打开法国、英国等国际市场；王朝将对澳大利亚一家大型葡萄酒厂的股份收购，还准备收购法国的一个酒庄，专门生产高档葡萄酒。2006年12月8日，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与新西兰凯里凯利酒庄（Karikari Estate）在北京宣布，双方合作推出“新西兰张裕凯利酒庄”的全新联合品牌，更是为张裕的品牌国际化添加又一强有力的注脚。

　　在商言商，国际化并不是一种情绪、一种冲动。TCL、华为、联想和海尔等这些国内品牌巨头可以说在中国企业国际化道路上有了有利的探索，但是其中所暴露的问题和产生的教训也凸现出了中国企业在国际化进程中不成熟和不理性。诚然，中国葡萄酒主流品牌所作出的国际化努力其实是一种行业和品牌的进步行为，但是从近几年来国内市场的不和谐声音来看，我们应该扪心自问，企业价值观、员工储备、国际市场开拓战略等等问题都是我们在“昂首阔步”地挺进国际市场之前应该是先回答好的问题。国际化，我们真正做好准备了吗？

　　3．洋酒的“恋战”
　　2006年10月，法国MAAF集团旗下的专业葡萄酒公司Savour Club Asia（中文名字“品醴汇”）在北京宣布成立，公司将在集团经营的3900余种葡萄酒中选出最适合中国消费者的品类，预计这些产品将在2007年春节上市。2006年10月，由“葡萄牙商务专员公署”、葡萄牙酿酒合作社联合总会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广州分会在广州举办“葡萄牙酒展示与品试会”，该次活动共汇集了来自葡萄牙国内九大产区的高品质产品。2006年11月，由美国加州餐酒协会协同24家加州酒商在北京进行了一年一度的“品为阳光、加州餐酒”葡萄酒系列推广活动，进一步加大对中国市场的渗透力度。这一系列的营销活动在这里不一而足，但都能够充分说明洋葡萄酒对于中国市场开拓和投入的热情有增无减。

　　洋葡萄酒可以说切入中国市场的时间也不短了，但就单个品牌的市场开拓来讲其中鲜有表现杰出者。但是他们还是能够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累”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屡败屡战，目的无他，只不过是看中了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巨大潜力。另外与其他洋酒品牌形成鲜明对照的就是卡斯特在中国市场“单飞”之后的高调介入与开拓，而且取得了令人刮目相看的销售业绩，洋葡萄酒的反攻在意料之中，但短短三个季度所取得的成绩亦在我们的意料之外。与洋葡萄酒的市场开拓更加注重葡萄酒文化的宣扬所不同，国内太多的葡萄酒企业往往注重度与市场的短期攫取，在消费者主义逐渐崛起的市场环境中，我们是否应该向洋葡萄酒企业一样，静下心来，做一个既注重消费培育又注重市场成绩的“全能冠军”。

　　4．冰葡酒预热
　　2006年9月6日，张裕公司与加拿大冰酒企业奥罗丝冰酒有限公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协议，将共同在辽宁省东部的桓龙湖畔打造全球最大的冰酒酒庄。通化葡萄酒、辽宁亚洲红、甘肃莫高、伊犁葡萄酒厂、甘肃祁连葡萄酒业和长白山酒业集团等也一直致力于冰酒市场的培育与开发。行业龙头的高调切入，相信也会带动东北产区乃至整个中国葡萄酒市场的冰酒消费热潮。

　　但是，冰酒在中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生产标准这一现实难题，让我们不得不为这一正在预热的高端市场捏一把冷汗。而原先被业界热议的葡萄酒新国家标准迟迟未能出台，也充分反映了中国葡萄酒市场的不牢固根基并非是一纸标准所能在短期之内所能够解决的。冰酒是否也会像年份酒、品种酒、陈酿酒和产区酒一样在发展的过程中成为下一个为市场所质疑的“焦点”？我们暂时还不能获得一个比较乐观的答案。将冰酒及早纳入国家地理标志的管理范畴，并建立严格的企业标准，循序渐进、文火慢炖，应该是我们在“无标准”状态之下生存的良好选择。

　　5．进口酒激增
　　2006年1月至7月，中国进口葡萄酒约6.06万千升，同比增长88.8%，进口葡萄酒的数量已经超越了去年全年的总和，而且其中大部分为散装进口酒。虽然本年度进口酒的激增受到近年来国内酿酒葡萄遭遇灾害性天气的因素影响，而且进口散酒的企业也会为自己辩解说，他们将供应链条的全球化也纳入了自己的管理视野，但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基地粗放型的发展模式其实应该成为产生这一现象的“始作俑者”。

　　也许葡萄酒企业会抱怨国内果农的急功近利，其实恰恰反映的是葡萄酒生产企业对于行业健康发展的“漠视”。近在咫尺的国内葡萄种植基地为什么不能够为我们企业所重视，同样纳入行业的良性发展轨道中来。如果我们国内的葡萄酒企业不甘愿沦为国外散酒的“灌装车间”，那么同样需要我们企业与酿酒葡萄种植基地之间形成真正的战略合作关系，互相协助，互相扶持，酿造出深具“中国个性”的葡萄酒产品，以飨市场。要知道，如果没有良好的原料基地作为中国葡萄酒行业发展的基石，那么当我们在为所取得的成绩欢呼雀跃时，也只能是“掩耳盗铃”式的狂欢。
　　已经过去的2006年，中国葡萄酒行业成绩斐然，但是我们还是要提醒企业能够及时直面自身以及行业“成长的烦恼”。未来的日子还有很长，中国葡萄酒企业只有默默耕耘，未雨绸缪，才能为品牌和行业赢得将来更大的胜利！

]]> http://blog.ourzb.com/2610/287.html Fri, 05 Jan 2007 11:35:57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6.html
　　有专家认为，申报资本利得是个税自行申报项目中的一部分，但如何操作还需等相关政策进一步明确。这一新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公众不断提高自身的纳税人意识。

　　专业术语不易理解

　　听说买卖股票价差收入要作为个人收入的一部分进行申报，今年在股票市场颇有斩获的刘先生满脸疑惑：“今年是赚了点，但前两年是亏的，这样报收入好像不合理吧？还有，现在要申报炒股收入，以后是不是要纳税啊？”

　　与刘先生持相似观点的中小投资者为数不少，有的甚至认为申报炒股所得就意味着要收所得税了。某高校的张老师也对这种申报方式产生疑惑。国家税务总局的通知是这样表述的：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个人股票转让所得与损失相抵后的正数为申报所得数额，盈亏相抵后为负数的，按“零”填写。张老师说对“盈亏相抵所得”这一概念表示不理解。

　　比如说，如果投资者用前一次交易的盈利再购买其他股票，是否也应把这部分资金统计为盈利？张老师说：“如果每次获得收益都算做盈利，那么当这部分现金收益再次转换为股票后，本身又会面临风险。只要股票没有落袋，都可能会损失。”如果这个说法成立，那么就不应把再次投入股票市场的收益算作盈利。

　　不过，如果只计算每年资金账户余额，就可能促使很多人年终结算前把现金换成股票，这自然难以反映出个人的真实收入水平。张老师介绍，一些国家以资金账户余额作为计税基础，导致的后果是现财务年度结算前股民蜂拥购买证券以避税。

　　张老师说，我国还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一些人用别人的身份证开户炒股，如果按身份证记载的开户人处罚未申报者的话，这些人就得当“冤大头”了。

　　申报不等于要纳税

　　“申报和纳税是两回事。”北京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刘安乐向记者介绍，申报个人炒股所得只是国家税务总局规定12万元以上年收入的纳税人应该每年一次进行收入申报的内容之一，并不意味着要对其进行征税。目前没有要对炒股所得征税的消息。

　　针对现在一些投资者存在的疑问，刘安乐表示，资本利得申报中的一些细节问题，有待国家税务总局进一步明确。

　　燕京华侨大学校长华生说，将包括资本利得在内的个人所得进行申报是国际惯例，我国实施个税自行申报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目前中小投资者不用担心，因为申报并不意味着马上就要开征资本利得税。申报的“潜台词”是掌握个人收入情况，而非通过征税打压逐渐好转的资本市场。

　　另外，股权分置改革以及上市公司实施股权激励后，客观上也需要进行个人所得申报。华生说，今后会出现很多自然人股东，如果不实行自行申报，国家就很难掌握他们的持股情况和收入水平。

　　某高校的张老师指出，一般地，为了配合一项新税收制度的实施，会相应出台一些比较细的规定，其中罚则不可缺少。目前国家税务总局并没有明确对不申报或者少申报资本利得进行处理的详细罚则，从这可以看出，要求申报主要是为了培养纳税人意识，并且掌握纳税人的基本信息，而不是要马上征税。

　　“其实，收集资本利得的信息比其他收入似乎更容易。”张老师说，现在计算机网络很发达，只要税务机关与上海、深圳两大证券交易所联手，个人交易信息是很容易得到的。至于如何具体界定买卖收益、如何抵补股票买卖亏损等问题，今后税务机关会通过一系列补充通知来进行说明。

　　培养纳税人意识

　　明年如何申报，如何计算申报金额，如果不申报会受到什么处罚？

　　张老师分析，明年是首次实施个税自行申报，税务局、纳税人甚至各种硬件设施都需要磨合。因此，明年监控的重点会放在那些收入渠道单一的高收入群体，至于资本利得等其他收入申报程序和方法可能会处于摸索之中。

　　“这次出台个税申报制度的时间比较晚，个人没有义务从年初就计算个人盈亏，因此难以计算或许可以成为申报困难的一个借口。”张老师说，如果说明年税务机关能够推定股票交易数据记录不全等造成不易申报，从而减轻追究其申报责任，那么，在2008年，个人收入若超过12万而又不申报者，将面临税务机关的惩罚。因此，如果今年收入超过12万元，个人应该及时去申报。这样至少能够使你在税务机关的信用记录良好，而且申报并不会增加实际纳税额。

　　“没有人会喜欢申报个人所得。”华生说，引用一句西方谚语“只有纳税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因此自行申报制度不会因为你熟悉与否、喜欢与否而改变，最好的办法是尽可能地去适应它。

　　华生认为，一项制度推出后需要给公众一个适应期，不要指望申报制度刚开始实施就能够很好地执行，但经过几年时间这种制度肯定会逐步建立起来。

　　张老师则指出，培养纳税人意识尤为重要，这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必由之路。

　　北京市地税局个人所得税处刘安乐透露，目前北京市地税局已经加强了个人所得明细申报管理，为全市近1100万纳税人建立了个人所得税档案。实施个人自行申报纳税制度的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其中包括推出网上申报等便民措施。

]]> http://blog.ourzb.com/2610/286.html Sat, 30 Dec 2006 10:40:08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5.html
　　2006年12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正式施行，我国对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本文探讨在金融环境不具备的情况下，推行《条例》的隐患及应对办法。

　　如果把《条例》看成加入WTO的承诺性法规，那么在加入WTO的5年过渡期间，我们为之做了哪些准备？依己之见，所做准备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国有银行改制，二是农村信用社改制，下面分析这两种金融机构的改制情况。

　　一、国有银行改制

　　央行行长的一段演讲可以部分反映金融机构的改制：“‘十一五’期间，要推动金融机构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内控机制建设，提高金融企业的资产质量、盈利能力和服务水平。金融机构要建立健全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治理架构，使决策、监督、执行分工明确、相互制约、相互监督。要加强对高级管理人员乃至普通员工的约束，建立相应的正向激励机制。要在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上，加强内部控制，加强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充分发挥内部审计、内部合规性检查的作用，同时合理发挥外部审计的作用。”

　　对照央行行长的金融机构改革安排，先看国有银行的改制。

　　1、简评国有银行的改制

　　分析我国的银行业会发现，我国的银行家从行政系列看是官员，从银行系列看是银行家，扮演着官与商的双重角色，故需要总行决策层发指令，逐级传达给分行、支行，辅以窗口指导、巡查等，贯彻政府和总行的意图，由分行、支行等执行指令。

　　银行改制后增加了机构，最显著的变化是增设薪酬委员会，职能是给高管定薪酬，包括股权激励等，由于董事长与薪酬委员会成员并非银行的所有者，无论具体条款订得多么细致，出资人仍然缺位。改制前后管理层区别不大也心照不宣，原来的行长、副行长等成为改制后的董事长、董事、新的行长、经理等，与改制前比较，机构职能、管理职责大同小异，仍然要用行政的方式维系银行的运转，这是出资人缺位的一种选择，无法回避。

　　从股权结构看，银行改制实现了股权多元化，由国家独资改制为国家控股，但国家一股独大的情形没有改变（不一定要改变）。理论上讲，政府监管银行是维护所有者权益，各级监管人员要跟踪总行、分行、支行、储蓄所的营运情况，及时发现问题，消除系统运行的隐患。面对千变万化的市场，加强监管不可避免地要增加机构人员，致使监管机理复杂，监管链条长，监管成本高，即便上市成为公众公司，由于信息不对称是股市的特征，上市公司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上市银行还存在控股股东缺位的问题，因此银行上层与下层、同层级之间难以形成约束机制。

　　2、关于公司治理结构

　　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一直被视为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主流学者认为，应理顺所有者与监管者的关系，设立统一行使出资人职责的机构，形成相互制衡机制；微观上，加强内部授权授信管理和内部审计，防止内部人控制。然而，国家这个股东不是自然人，从外部和内部增加监管机构和人员，都难以解决最终控制人的监管问题。

　　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在西方国家的制度环境中产生，是处理股东、董事会、经理层、债权人和员工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以期形成相互约束机制。但移植公司治理结构不等于移植了治理效果，最直观的是，不少外资企业对中国员工实行10小时以上工作制，在本国本地区实行8小时工作制，说明同一家公司在中国的公司治理变了味。

　　我国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结构可谓健全（不健全不能上市），但控股股东欠公司巨款，侵占中小股东权益屡见不鲜。国有银行大刀阔斧改制期间，下属分支机构违规贷款等现象仍然发生，说明建立的管理机构和工作流程未发挥效用，花大力气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往往成了挂在墙上的图表，务虚的成分多，与脚踏实地做企业相左。

　　3、从中石化看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

　　国有银行与大型国企的改革大体相同，而且国有银行改革对外资的依赖更强，意在把外商当老师，但宣传多年的“海外投资者可以带来先进的管理，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不尽如意。有媒体报道，汇丰银行入股上海银行签过技术援助协议，结果是一些入门培训和扫盲教育，其核心技术从未援助过。其实这很正常，资本就是资本，资本要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商场如战场之比喻不会到中国就不灵验。

　　国有银行改制时间不长，评价引进外资的效果需假以时日，但可以用大型国企引进外资的效果推测，因为两者走的都是上市这座独木桥：股份制改造——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上市，具有可比性。下面以中石化为例说明。

　　中石化引进了埃克森、壳牌、英国BP，三家海外战略投资者认购股票的数量占H股的41%，仅过3——4年，三石油巨头就获暴利而去，所持股票都是两三天抛售完毕，抛售巨额股票而股价未暴跌，不排除有国字号中资机构在香港接盘。这一判断成立的话，说明中石化虽然从股市融得一笔巨资，却让中资以更高的价格买回来，说明中石化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没有给国民增加福利，而是用国民财富为其输送暴利，在商言商，经营企业讲投入产出，需要算清这笔经济账。

　　分析中石化的经营效益也能说明问题。中石化与中石油、中海油共同垄断国内市场，经国家批准确定石油天然气价格和产量，这说明中石化的经营效益（盈利水平）与引进外商没有多少关系，中石化融资与外商投资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股市里的买卖交易。

　　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引进海外战略投资者的效果，已到了总结得失之时，不可惯性地沿着老路走下去，犹如行车，发现应改弦更张就要调整方向盘，这是非常朴素的道理。

　　4、国有银行的敛财之路

　　分析还会发现，国有银行的改制是一个不断注资的过程，不良资产上升——注资后不良资产下降——不良资产上升再注资。1998年财政部发行0.27万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银行资本金，1999年剥离四大银行不良资产1.4万亿元，2000年又生出不良资产1.9万亿元，有学者将政府的注资称为“两次输血”，估计维持5年又要输血。

　　2004年以来，又陆续给中行、建行、工行注资600亿美元，最近报道农行不良资产余额高达7400亿元，似乎四大银行在比赛谁的不良资产多。有学者将各类注资合起来计算，发现政府为各类金融机构注资已达5万亿元之巨，这让人怀疑当年“拨改贷”的改革是否有效，由此推理，现在剥离不良资产和注入真金白银能使银行浴火重生吗？

　　国有银行的敛财之路清晰可见：政府注资和剥离不良资产－—股份制改造和引进海内外战略投资者——海内外上市融资，等。每一个环节都在输血，用银行体制外的财富为之输血，而不触动体制弊端的“花钱买机制”前途难料，打个比方，给病人输血能维持生命，如果是肿瘤，摄取过多营养会使肿瘤长得更大，说明输血并非万能，祛除病因才能治愈。

　　国有银行和国企有一个共同特点，都称上市不是缺钱，是引进海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事实却是，改制的每一个环节都在圈钱，今后还会以改革的名义圈钱，比如高管股权激励、增发股票等（浦发银行反复融资已勾画出场景）。因此需质疑这个五彩斑斓的肥皂泡，让历史告诉未来，躺在钱袋里的企业没有参与市场竞争的动力，国企照搬私企主导的西方企业制度，形似神不似，沿着敛财之路走下去道路将越走越窄，积聚的是系统性风险。

　　5、银行与房地产过热

　　评价银行改制效果，大多谈的是资本充足率提高。财务数据固然重要，但要看是经营效果好还是注资带来的资本充足率提高，并且财务数据可以人为调整，改制效果用市场反馈的信息检验更可靠，市场反馈的是信贷扩张、房地产过热、贸易顺差过大，货币流动性过剩等，特别是2006年，在宏观调控背景下银行信贷大扩张，因此有必要提出以下疑问：

　　银行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是不是扩张性放贷的因素，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国企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价格上涨带来利润上升，不给国有股股东分红，以及成千上万国企高管对资金的强大支配权，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地方政府经营城市，给银行分支机构的影响力对房地产过热有何影响？

　　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也是给房地产增添资金的因素，将如何影响房地产？

　　显然，这些内生性因素发酵都会使房地产过热，聚银行资金于房地产，房地产过热实属必然，综合这些因素分析房地产过热，对研究经济运行有意义，对宏观调控有意义。

　　下面用开发土地来说明银行与房地产过热相关。

　　溯本求源，开发房地产就要开发土地，土地是不可再生、不可移动、可以增值的资源。由于我国土地公有，需要政府管理经营土地，作为土地的卖方，给土地定价是政府的职责，但不是简单地一次性变现，在房地产开发过程中，需要制定土地保有、转让、收益等环节的管理办法，形成符合我国国情的土地定价机制，形成满足民生的住宅用地定价机制，以平衡土地使用各方的利益，维持市场秩序。

　　有了出售土地的一方，还要有资金进场才能完成交易。资金雄厚的银行是土地的隐性买家和中间商，大银行战略趋使银行经营者青睐房地产，银行资金以购房按揭、开发贷款、炒房贷款等方式流入市场。显性的土地买家和中间商是房地产开发商，还有国企、民企以多元化经营为由挥金介入，中外游资携私人资金介入。

　　房地产是否过热要看各路资金失控还是可控，并反映到房价上来，房价集中反映了市场中发生的一切，北京、上海等地的房价收入比大大超过全球房价收入比最高的东京等城市，说明我国房地产过热。究其原因，与我国的土地政策、税收政策、利率等相关；与住宅是人类生活必须品相关；与企业、富人的储蓄资金和外资等投资意愿强烈相关；与有决策权和话语权的官员学者相关，因为其中不少人有多套住宅，甚至暗中炒房，是推行一户一套住宅、多套住宅课重税的阻力。房地产还与原材料、能源化工、制造业、交通运输等行业互动，房地产过热推动相关行业过热，从而引发投资过热。

　　分析表明，房地产过热与银行关系密切，与银行改制、国企改制带来的资金宽裕相关。尽管银行资金宽裕，但这些大资金不屑中小企业嗷嗷待哺，不屑农民创业对资金的渴求，而是大量流进房地产市场，导致城乡经济发展严重失衡。调整城乡经济失衡有赖于银行业自身改革，即改革银行业的所有制结构，通过发展民营银行调整银行信贷结构，分流一部分储蓄资金给中小企业和新农村建设，促使房地产过热降温。

　　二、农村信用社改制

　　我国的农村信用社有50多年的历史，遍布全国的3万多个农村信用社是我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几年加大改革力度，一部分农村信用社改制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一部分农村信用社上收为省、市农信联社，一部分农村信用社被撤消。

　　在农村信用社改制中，央行用专项票据置换不良贷款50%，其余50%自主筹集（约1650亿元）。但推行中走了样，一些地方政府下达任务强制私人入股，要民间资本买单，但买了单仍在国有金融机构的掌控中，使农村金融对内开放步履维艰。突击达到资本充足率规定也令人堪忧，因为随着时间推延时效会下降，经营不善将面临股东退股的风险。

　　农村信用社改制的缺陷已显露：农信联社与农村信用社产权不清，资金运用权限上收，形成基层向上层集中管理的组织结构，虽然加强了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指导和监管，但政企不分又显示出来，仍然是政府经营农村信用社的管理体制。

　　目前，主流学者还未跳出政府控制农村金融的思路，比如，政府主导农村合作金融；通过增资扩股整合江浙的民间金融机构，然后纳入现有银行体系。前者是要政府把农村合作金融管起来，后者是要政府把地下钱庄管起来，可见，农村金融改革延续了国有银行改革的思路——强化国有金融机构的垄断地位。

　　综合上述，说明国有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制强化了国家对银行业的垄断，使全国的金融资源向各种国有金融机构集中，这种管理体制在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尚能维持，当银行业的大门敞开，垄断局面将被外资银行打破，因此，分析城乡金融机构改制现状、探讨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隐患及应对办法很有必要。


　　一、分析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隐患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业作为一个行业掌握着全社会的资金和资金的流动，好比遍布人体全身的血液系统，其特殊地位说明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有学者认为，金融安全关系着国家经济安全，金融可以强国，可以弱国，也可以亡国。经济全球化不等于消除国家疆界，号称“第二国防”的金融安全是国家经济安全的保障，能否通过国有银行改制保障国家金融安全需要探讨。

　　我国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意味着外资银行将像血管一样嵌入中国经济肌体，参与我国的财富分配和转移，不但要继续为外资与中外合资企业提供外资贷款，还能吸纳人民币为其提供更多的贷款，可以使我国的外向型经济进一步扩张，消耗更多资源换来更大的贸易顺差，并对内地房地产过热推波助澜。再者，外商有了在中外合资银行董事会任职之便，可以像血液一样渗入中国经济肌体，了解本土企业的生产经营、营销渠道、市场竞争、股权并购等，当这些有价值的信息置于另有谋图者跟踪，竞争对手支付佣金就能获得宝贵的商业信息，让竞争对手占得先机。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还意味着中国的银行与外资银行的国际竞争搬到了中国领土上，面对这样的竞争态势，我们所做的准备能在国际竞争中胜出吗？

　　理论上讲，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存在上述隐患，能否对我国经济造成威胁和伤害，则要看我国的金融体制是否适应全面开放引发的激烈竞争，看本土金融机构的运行机制是否健康。跨进21世纪，我国加快了银行业改革的步伐，从改制情况看，存在明显的内生性缺陷，比如大银行战略形成决策权高度集中，致使决策系统反映迟钝，在曾经封闭的环境中运行还能维持，随着外资银行大量进入，原来垄断经营形成的储蓄资源、信息等优势不复存在，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缺陷则暴露在外商面前，欲防备而防不胜防。

　　二、我国缺失民营银行

　　我国的银行业与各国银行业的所有制结构不同，各国既有国有银行，又有大量私人银行，我国除民生银行等屈指可数的私人控股银行和地下钱庄外，基本上没有私人经营的银行，可谓清一色国有性质的银行。在国有性质的银行全面控制储蓄资源的情况下，高利贷成不了气候（也不能成气候），外资银行介入将使民间银行成为被彻底遗忘的角落。

　　在民营银行缺失的情况下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是中国自有银行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此情此景下给外商国民待遇，拥有国民资格的潜在民营银行家则没有国民待遇，不但不能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连参与竞争的资格也被剥夺。

　　在民营银行缺失的情况下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是可怕的，特别是对外资法人银行开放人民币零售业务，相当于让外商拥有我国的储户资源和四通八达的信息网路，作为竞争对手，我们想引进的管理经验和技术更是停留在说教上，因为那是外资银行的商业秘密。

　　银行改制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地位，民营银行几乎一片空白，这样的入世准备为外资银行长驱直入创造了条件，我国金融命脉被外商部分控制不是耸人听闻，其威胁远不是几家企业被外商控制所能比拟，拉美国家金融命脉被外商控制引爆的经济危机提醒我们，我国的金融安全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严峻，采取措施应对是当务之急。

　　三、调整银行业改革的路径

　　先看工商企业的改革。

　　我国的改革开放是从农村开始的，以家庭承包土地为发端，乡镇企业蓬勃发展，继之小商品、纺织服装、家电、食品加工、公路运输、装备制造、信息产业等雨后春笋地发展起来，在关系国计民生的衣、食、行等竞争比较充分的领域，民营企业发展壮大，为社会提供大量就业机会和丰富的产品，全体人民分享到改革的成果。

　　工商企业的地域性和实体经济特征说明，无论是超前、同步、还是迟后引进外资企业，都无法排斥和遏止民营经济发展，正是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使得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与外资企业形成竞争。在细分的高、中、低端产品市场中，各种所有制成分的企业占有自己的市场份额，民营企业成为不可或缺的市场主体，尽管在税收、融资、土地、市场准入等方面歧视民营企业，但毕竟容许民营企业在夹缝中生存。

　　我国工商界已形成国有控股企业、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竞争的格局，然而为其服务的银行却只有国有性质的银行与外资银行，政府采取了不少措施解决民营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实践下来也不理想。实际上，多元化的企业需要多元化的金融服务，市场经济离不开民营银行，民营银行有巨大的发展空间。

　　银行经营的是货币和有价证券，货币和有价证券是资金和资本的载体，比如工商、金融等企业的固定资产量化为资本，要通过银行等金融机构才能实现流动，把不能流动的固定资产量化为资本，就可借助互联网在全球范围快捷地流动，甚至瞬间转移。除了这些经营特点外，银行还承载着国家金融安全的重任，再看发达国家银行业的开放情况，均说明开放货币市场与开放汽车等产品市场有实质性区别。

　　我国四大银行个个都是庞然大物，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具有规模优势，然而四大银行都背负巨额不良资产，抗风险能力弱。改制也是从体制外给银行输血的改制，经营机制没有多大变化，要说有所变化，也是经营机制更呆滞，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比如，与往年相比，2006年前8个月新增贷款突破全年预期目标，之后新增贷款又急剧萎缩。

　　国有银行改制后，总行、分行、支行仍然是国字号银行，在与外资银行竞争中无第三方——民营银行参与，实际是单打独斗，上演的是让地盘表演，让外资银行攻城拔寨。更严峻的是软件资源——人才被挖走，银行间竞争实际是人才的竞争，面对外资银行这样的竞争对手，国有商业银行会流失优秀业务员。

　　有民营银行参与竞争就不一样了，民营银行也会挖走国有商业银行的优秀业务员，但宏观上看仍留在中资银行中，无论张三银行还是李四银行发展壮大或破产清盘，体现的是分散金融风险，在抵御国际国内金融风险中，成千上万的民营银行犹如磐石，是保障国家金融安全的中坚力量。那种与民营银行相处有金融风险采取遏制措施，与外资银行相处才安全采取的合作措施，无异于与虎谋皮。

　　上述分析说明，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定要强调银行业对内对外开放的顺序——扶植和发展本土民营银行应该在前，向外资银行开放应该位于其后！当然，我不排斥银行业对外开放，是认为在现代金融环境中，在缺失民营银行的情况下，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选错了路径，需要调整银行业改革的路径。

　　在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档口，趁外资银行还没有大量涌入，银行界应像工商界容许民营企业进入产品市场一样，容许民营银行进入金融市场。鉴于我国储蓄资源高度集中，让民营银行自生自长不仅发展缓慢，还会产生新的难解的矛盾，需主动采取措施发展民营银行，这就是说，自上而下地改革得靠政府的制度安排扶植一批民营银行破土而出，高起点地发展民营银行。所谓高起点地发展民营银行，是给民营银行储蓄资源、人才资源、网络资源等方面的倾斜，让民营银行一面世就能参与国有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海外的民营银行）之间的竞争，即起点公平的竞争。

　　上面分析了在现代金融环境中，在缺失民营银行的情况下，向外资银行全面开放的隐患，提出的应对办法是高起点地发展民营银行，那么，用什么办法高起点地发展民营银行呢？我的设想是，用存量改革的方式，将一部分国有性质的银行民营化，比如将中国农业银行、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改制为民营银行。

　　一、国有银行民营化的依据

　　银行是经营货币的企业，巨额储蓄资金为储户所有，银行是将分散的储户资金积聚起来给客户贷款，从中获取存贷差及各种金融服务费。除国家开办的银行外，古往今来，银行是一个家族或几个熟人从小银行做起，以诚信招示天下，在市场竞争中优胜劣汰，形成规模不等的民营银行甚至世界级的大型民营银行。

　　简析银行的产生和发展，说明银行是人为组织起来的一种服务性企业，这样看银行就不觉得高深，之所以觉得高深，是银行老板可以支配不属于自己的巨额资产，可以按老板的意图配置这些资金资源，从而对社会生活和国家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进一步分析发现，银行不消耗自然资源，不涉及工商企业那些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生产、储存、运输、销售等复杂环节，与古老的银行用房屋等设施开展业务相比，现代银行的硬件设施具有顶尖科技水平，但是，归根结底银行是靠信用支撑，靠“诚信”这个无形资产立本，清代晋商在诚信问题上与世界知名大银行处于同一水平。

　　然而多年来，人们达成了应由国家掌管银行的共识，无私人问津银行，最多是树几个民营银行样板。国有银行的改制也说明了这种思维惯性，改制后的股权结构由国有股、国有法人股、外资股构成，实际是国有股与外资股构成，没有私人参股，即便准许私人参股，囿于国有银行规模巨大也没有参股的实力。德隆的表现更有理由把私人参股银行妖魔化，却不知是国有银行垄断下的怪事，似乎中国是一个特例，不能像世界各国那样有民营银行，让人忘却了银行的由来，忘却了银行是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

　　我国的储蓄资源几乎全部纳入国有性质的银行，使得民营银行发展不起来，实践也说明，增量改革“培育”的地下钱庄是人们唾弃的高利贷，因此需要政府进行有效地制度安排，促使人们转变观念，认同非高利贷的民营银行。

　　归纳起来，银行不消耗自然资源，不开发矿藏，银行自身的资产构成简单，由看得见、摸得着的房屋、车辆、计算机网络设施等固定资产和业务员的无形资产构成，良好的经营机制和擅长控制信用风险是民营银行生生不息的内动力，各国民营银行的优秀业绩也说明，私人可以经营好银行，国有银行民营化有依据。

　　二、国有银行民营化的可行性

　　上个世纪，我国在农业领域选择了存量改革，将国有土地分给农民，让农户与土地建立对应关系，家庭承包责任制是明晰农民的土地使用权，是我国农村的一场深刻的产权改革。国有银行民营化是将一些国有金融机构分拆成小银行，向私人出售相应的股份，明晰私人对小银行的所有权，这与明晰农民对土地的使用权相似。覆盖城乡的小银行与中小企业、农户为基本单元的生产经营模式匹配，与我国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可以说，国有银行民营化是我国银行业的一场深刻的产权改革，意义深远。

　　制度创新要以观念创新为前提，国有银行民营化的难点是转变观念，转变“宁予洋人，不予家奴”的旧思想，像邓小平同志相信农民可以种好地一样，相信私人可以经营好银行。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放弃对未来的民营银行家的歧视，坚定地选择国有银行民营化这一改革方向，银行业的改革之路将越走越宽广。

　　理论上，资本充足率是银行的一项重要的评价指标，反映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实践中，资本充足率又是一项动态指标，并非达到《巴塞尔协议》规定的8% 就万事大吉，盲目崇拜会束缚人们对事物本质的认识。

　　资本充足率可简述为：资本充足率 ＝ 资本÷风险加权资产

　　由公式的含义分析，说明银行改制可以抛开反映经营状况的资本充足率，换句话说，资本充足率是什么时候都要评价银行的指标，不必当作前置条件与银行改制捆绑在一起，可以把银行自有的固定资产从资本金、储户资金、信贷资金中分出来，量化成股份出售给私人，促使资本充足率提高。这与大包干的逻辑相似，不是粮食丰收了才如何如何，是将土地分给农民促使粮食丰收，台州市商业银行等民营银行的实践已对此做出了解释。

　　基于上述思考，用存量改革的方式使国有银行民营化不失为有益的选择。从需要的资料看，银行的固定资产总值和净值、财务报表、员工队伍等一应俱全，具备了民营化的条件，因此，国有银行民营化具有可行性，而且操作简单。

　　三、国有银行民营化的设想

　　国有银行民营化是将一些国有金融机构直接改制为民营银行——小银行（下面统称小银行）。所述小银行是国有银行民营化的过渡性银行，是国家与私人共有的股份制商业银行，过渡期满才是若干自然人所有的民营银行，名至实归。从外表看，小银行的业务往来与改制前变化不大，但所有权归属发生了变化，下面以中国农业银行为例说明。

　　1、撤消农业银行总行的行政机构，按农业银行分行、支行对应的固定资产拆分为小银行，小银行由一个或若干个储蓄所组成，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将小银行的固定资产折算成国有股，国家持一部分国有股，其余国有股出售给银行员工，员工应获股份由职工大会讨论确定，受让国有股的员工即小银行的股东，小银行股东与国有股股东代理机构签定合同，按合同规定逐年缴纳股金。

　　由股东大会选出董事会成员，完善公司治理结构。董事会和经理层全权负责小银行的经营管理，国有股股东不干涉小银行的经营管理，不承担亏损，参与分红，按合同规定分期出售国有股，收回国有股股金，出售完毕退出。

　　预留一定比例国有股的意义：可缓解一次性转让国有股给员工造成现金支付困难；有利于国有股股东跟踪改制效果，确保储户资金安全，比如赋予国有股黄金股功能，过渡期间遇小银行经营不善，可按合同规定及时解聘小银行法人，法人所持股份随之转售给继任者，继任者由股东大会选出，或从金融人才市场招聘。

　　由于改制过程公开透明，参与者众，可克服暗箱操作、幕后交易，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银行是智力密集型企业，将国有股出售给银行员工是承认其拥有的无形资产的价值，是量化科技型人力资本的一种措施。

　　小银行的定位是服务社区和农村，服务中小企业，仅小额信贷的市场潜力就很大，需要的业务员多，因此改制中不搞下岗减员（主辅仍要分离），员工工资不低于改制前的法定工资，采取措施稳定员工队伍是改制成功的关键。

　　3、农业银行分行、支行对应的债权债务移交给小银行。如果股东对不良资产处置有异议而未获股东大会通过，可暂缓改制，寻求外部投资者参股，也就是说，如有民间资本认同改制方案，接盘意愿强烈，可引进体制外的自然人、机构参股，吸收为股东。小银行处于初级发展阶段，需要夯实基础，因此不引进企业、国有金融机构参股，避免银企合作、官民合作埋下隐患，改制中也不引进外资。

　　4、银行间联网设施归国家所有，从农业银行的资产中划出，成立国家独资的农业银行网络公司，明晰网络公司与小银行自用网络的所有权边界。小银行以租赁的方式有偿使用农业银行大网，方便用户网上交易。

　　5、明确小银行的经营范围，让小银行从最基本的业务做起，再拓展其他业务。比如，存款，贷款，投资债券，提供汇兑、银行卡、国内异地结算、国际结算等网上交易服务。同时，原农业银行的股票、金融衍生品等业务应划出，移交给政府指定的商业银行经营，设防火墙禁止小银行介入高风险市场。

　　6、银监会及所在地银行监管机构要像监管国有商业银行一样，对小银行实施监管，用资本充足率、存贷比等指标评价小银行，防范金融风险。

　　7、为稳定储户存款意愿，除小银行加强自身信用体系建设外，还需要提高小银行存款利率，引导储蓄资金向小银行积聚，使小银行在城市支持农村、支持中西部发展等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在抑制房地产过热中起到分流大银行储蓄资金的作用，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小银行存款利率和维持贷款利率，压缩的存贷差由小银行消化，相信消除了体制性弊端的小银行经营成本将大大降低，能够承受存贷差缩小带来的压力。此外，还需央行下达存贷款利率浮动区间，用利率杠杆调整小银行的经营行为。

　　四、国有银行民营化可分三个阶段进行

　　第一阶段，对农村信用社、城市商业银行等进行民营化改制。

　　以农村信用社为例，撤消农信联社的行政机构，按农村信用社对应的固定资产折算的股份，划分国家和私人的股份数量，召开股东大会等。至于经营货币形成的不良资产，改制时已处理，但需妥善处理央行提供的专项票据。

　　第二阶段，对农业银行进行民营化改制。

　　在我国金融系统中，农业银行的分工是服务农业、农村、农民，因此在中小城市和农村设了大量网点，装备了先进的银行结算系统。可是，这几年农业银行偏离了服务“三农”的定位，成为吸农村资金反哺城市的工具，以至于四大银行中没有一家银行以服务8亿农民为己任。农业银行改制可引导储蓄资金流回农村，把先进的银行结算系统配置给“三农”，国家不用重复投资就实现了支农，对新农村建设有战略意义。

　　2006年12月11日，媒体报道《农行整体改制方案获应允 将付出9000亿改革成本》，前几天报道的还是7400亿元不良贷款，现在又测算出9000亿元，似乎人民币成了某些改革者笔下的阿拉伯数字。其实，这与过去国企表现出来的依赖性差不多，那时是财政拨款维持企业生产经营，企业的资金缺口也是基层测算，层层加码上报，头戴三尺帽，送给上级去砍帽，当然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申请3亿元批1亿元也不错，批2亿元赚1亿元窃喜，算是玩一回上级于掌心，多年来，政府和国企上演着猫捉老鼠的游戏。

　　现在农业银行不良资产超过7000亿元，资本充足率为负数，早该破产了，然而真要破产，这个庞然大物卖给谁？政府的软肋是不能让农业银行破产，为负债累累的银行兜底似乎是唯一的选择，陷入这一怪圈不是某个人的过错，是体制弊端使然。民营化则没有这些麻烦事，不但不用给农业银行注资，还从出售国有股中套现，收回国家给农业银行的投资。

　　农业银行的改制可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分固定资产，将分行、支行的固定资产量化为股本并分成两块，国家和私人持有。第二步是处理不良资产，先把政策性贷款导致的不良资产分出来，交审计部门审计，其余不良资产由小银行消化，如何消化上面已述，从中可以看出，如果从体制外引入投资者，增资扩股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但导致内部股东权益下降，形成的约束机制可抑制虚报不良资产。

　　将农业银行的改制下放到基层，号称的9000亿元不良资产就可以放一边，改制重点是划分小银行的固定资产。触类旁通，这与当年分田到户相似，大包干政策下来后，农民以自然村为基础丈量土地，大约半个月就把国有土地分停当，一个农时季节就迎来粮食大丰收，后来又取消了粮票，使全国人民受益至今。当然，银行改制比分田复杂，要核实固定资产、资本充足率、开股东大会等，情况复杂的分支机构还要个案处理，但只要周密部署，可以边改制边营业，像三大银行改制那样不影响开门营业。

　　需要说明，农业银行民营化与流行的“整体改制，择机上市”、“分拆方案”有区别〔9〕。“整体改制，择机上市”与三大银行的改制雷同，使业务同质化，使农业银行更加远离“三农”；“分拆方案”是将农业银行分拆为30多个省级银行，变中央所有为地方所有，这是培育诸侯经济，使省级银行变成地方政府的金库，评估项目获批就可以提款，为投资过热煽风点火，并非民营化改制。

　　第三阶段，对国有商业银行部分地进行民营化改制。

　　为贯彻国有经济“有进有退”的方针，我国国企的数量逐年减少，为国企提供金融服务为主的国有商业银行需要适应新情况，适当瘦身，比如，无大型国企安身的中小城市可选择建行、交行、工行的一些分支机构民营化，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提供金融服务。

　　作为长远规划，可将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些分支机构纳入第三阶段进行民营化改制。这些银行是上市公司，因此与农业银行的改制略有不同，需上市银行“回购”本公司股票注销，回购数量与待改制分支机构的股票数量对应，还要划分资本公积金等。建行等银行是大型银行，大量国有股并没有实质性的流通性，分支机构下市伴随的总股本缩减不影响国家控股，还增加了其余国有股的流通性，是上市银行与小银行双赢之策。

　　为数众多的小银行以存量改革的方式出生，国有商业银行的战线必然收缩，管理链条缩短，这有利于监管效率提高。各类银行参与竞争营造的市场环境，将促使国有商业银行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形成各种所有制成分的银行共谋发展的局面。

　　五、展望国有银行民营化的前景

　　小银行是我国多层次银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性银行、国有独资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小银行、民间信贷机构等架构的多层次银行体系，在逐步充分的竞争中，将为社会各界提供适销对路的金融产品，为城乡居民提供多元化的优质服务。

　　小银行亦民营银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产权明晰，这为金融创新提供了动力。小银行有地域优势，许多业务员与贷款人是街坊邻里，乡里乡亲，相互了解对方的信用记录，利用借贷双方的天然联系开展业务，信息对称，不但可以及时捕捉融资需求，还能有效降低不良贷款率，在构建社会信用体系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小银行在支持企业发展的同时也获得可观的市场份额，小银行有了自己的营销渠道和客户群，就有了自主创新的土壤和参与竞争的实力，小银行规模庞大，具有抗风险和分散风险的能力，是国家经济安全的稳定器。同一地域有数家不同所有制成分的银行进入市场，将形成有效的竞争，这时外资银行独立经营或参股、控股某银行，不危急国家金融安全，还为小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外资银行构筑竞争的舞台，使我国经济充满活力。

　　小银行的贷款对象主要是中小企业和农户，因此小银行的准生是贴近“三农”的惠农政策，也是扶贫济困措施，在支持城乡居民创业的同时提供大量就业机会，促进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小银行也从中获利…… 这是多么壮阔的城乡经济繁荣！可以相信，国有银行民营化将使一大批银行家脱颖而出，涌现出穆罕默德·尤姆斯式的优秀的中国银行家。

　　小银行的员工当上了股东，收入稳定亦情绪稳定，付出劳动得到相应的回报将激励员工创新的热情；城乡居民也从提高存款利率、改善金融服务中受益；中小企业和农户获得贷款就有了创业的本钱；地方政府失去干预小银行的产权基础，也就失去了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土壤，良好的金融市场环境约束小银行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可以说，全国人民都是国有银行民营化的受益者，共享改革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 http://blog.ourzb.com/2610/285.html Fri, 29 Dec 2006 15:09:12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4.html
　　融。由于沿海发达地区，民间游资巨大，融资渠道多，融资成本相对低廉，所以许多


　　房地产开发商就在看中某个项目之时，放出风去，以高收益来吸纳众多的民间资本来入股(非真正法律意义上的入股，而是挂名股东)。甚至还有些开发商为了规避开发过程中的合作风险，宁愿以月息5分高利短期融入资金进行房地产开发。当然，还有一些更牛的开发商，他们就会引入国有资金、股市资金、信托资金、海外基金，利用这些资金在房地产市场上兴风作浪。


　　拖。许多开发商在通过招拍挂或者二级市场疯狂拿地后，往往采取拖的战术。特别是通过招拍挂方式从政府手中拿地之后，就拖着逾期支付地价款，他们宁愿支付违约金，也不愿意马上将地价付清。因为，在拖的过程中，地价增值的速度，远远超过其违约金的数额。这招本来是顺驰成为地产黑马的独门秘笈。现在却被许多地方的开发商作为榜样，有样学样，并成为房地产市场中极为常见的以时间换取土地的操作手法。此外，在销售层面，开发商往往也利用认筹这一利器，先将客户锁定，但不确定售价，一拖数月，甚至有的楼盘一拖一年。还有更绝的是，在确定了售价之后，由于种种原因，如因拆迁等其它原因而延误，在此期间，房价飞涨，遂又按涨价后市价，逼退原预定的客户，以获取更大的收益。


　　贷。开发商在完全支付了土地出让金，取得土地使用权后，往往会加快办理四证的步伐。一旦四证到手，开发商就会迅速把地抵押进行开发贷。或者某些大牌的开发商，他们跟多家银行间有所谓的授信关系，他们往往就利用授信贷款的钱四处圈地，扩大规模。


　　垫。开发商进入房地产的实质性开发环节的时候。往往就会采取要求垫款的方式实施建筑工程的施工。甚至很多项目除了要求施施工单位有工程押金之外，还要求施工方垫款施工至封顶。由于目前绝大多数地方的工程施工仍然处于发包方市场，所以，开发商往往以此做筹码，一方面尽量压低工程造价，另一方面要利用承包方的资金来建设，从而达到降低资金运作成本，提高资金运作效率的目的。


　　赖。坊间传言，城内某些大牌开发商在功成名就之前都是有名的老赖，他们为了上项目，用高定金引来名牌的设计院，但当设计院做出方案后，立马变脸换人，把这些方案交给当地低收费的设计院来做。双方为此还对簿公堂。除此之外，有些开发商虽然让工程队以垫款的方式取得建设权，但是依然不按时付款，不仅对工程款一拖再拖，甚至还挪用售楼款去运作购买新的地块，运作新项目，使得风险完全转嫁到施工队伍身上。


　　骗。在房地产界，假按揭已非什么新名词。许多开发商在楼盘销售不畅，或在剩下不多尾盘的时候，往往利用人头，高价假买房，进行假按揭，以套取银行的资金。最后，在运作一段时间后，不还贷，让银行通过拍卖抵押的房屋，来实现其最终的解套。当然，这在房地产市场活跃向好的时候，问题不容易暴露，但一旦楼市出现问题或者开发商的资金出现问题，银行的坏账马上就会显露出来。


　　走。由于房地产行业税负极高，所以各种如加大成本、工程不竣工结算、利用集团内公司关联交易等避税、逃税方法层出不穷。而有些开发商则在掏空公司、转移完公司的资金之后，就关上公司的门一走了之，留下空壳到外地去发展。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开发商中，项目公司比比皆是的奥妙所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房地企业的壳会这么脏的缘故。


　　所以，在中国，要想做房地产的老板，一定是要深谙厚黑之道，同时还要有钢铁般的意志和承受高强(高强博客,高强新闻,高强说吧)度压力的能力。总之，在目前中国的房地产圈子里，老板们都不是人，他们不是神，就是鬼。


 

]]> http://blog.ourzb.com/2610/284.html Wed, 27 Dec 2006 13:24:32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3.html
　　变化一：股权分置改革

　　中国证监会研究中心主任祁斌说，中国资本市场的前景非常光明，一方面得益于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具有良好的基础和非常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得益于经过15年的探索，既吸取了发达国家的经验，也结合了国情，找出了一条自上而下的市场化改革的道路。尤其是股权分置改革引领市场发生了深刻变化，把资本市场上根本性的扭曲机制给纠正了过来，推动了市场真正的进步，进而对市场的发展有长远的影响。
　　中银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赞同，他说，股权分置改革把股东放在一个平等的地位上，从而避免了过去大股东与小股东博弈问题，现在是大股东与小股东的利益一致。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上市公司向母公司增发越来越频繁了，母公司把好的资产注入到上市公司，而小股东更多关注上市公司业绩表现如何，而不是看差价。

　　变化二：证券公司的治理整顿

　　为治理和规范证券公司，我国从2002年起陆续处置了一批高风险证券公司。截至2006年3月，有22家证券公司因出现挪用客户保证金和债券、违规自营、违规委托理财等违法违规行为而被责令关闭。
　　祁斌说，前几年由于历史遗留问题，许多证券公司陷入了一种困境，这种困境在发达市场上也曾经出现过多次。目前，我国对于证券公司的治理整顿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变化三：从上市到激励机制的改革

　　曹远征表示，如今的上市公司主要以提高赢利能力为目的，表明政府在保护投资者利益方面有很大的决心。另外，上市公司的激励机制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长期以来由于很多方面的约束，我们不敢对上市公司的管理层有激励机制，这是违反市场发展的基本规律的，今年我们实现了突破，取得了良好效果。

　　变化四：发行体制的改革

　　前几年，每当发行新股票，投资者都担心影响股市。今年中国银行、工商银行等大型蓝筹股成功上市，其中工行上市是世界最大一次IPO。
　　北京大学金融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小锋说，原来大家都认为中国这么大市场深度不够或者广度不够，可为什么这么大的超级大盘股都能够被大家认可，根本原因就是我们从原来非市场化的发行方式走到今天的市场化发行方式，可以看出效果是非常明显的。

　　变化五：市场的投资理念

　　目前，价值投资理念开始回归到中国市场。今年出现了很多公司A+H同时上市，也有很多H股回归到A股，也有A股到海外发行H股。曹远征认为，这样就把境外股市的监管和约束带到了内地，引进了价值投资理念。
　　祁斌说，2000年的时候，大街小巷的书摊上卖的都是如何在股市上做庄的书，现在已经不是了。股市上从投机盛行转向强调上市公司基础业绩方面等方式。

　　变化六：中国基金业的崛起

　　今年，中国基金业出现了较大的增长。中国证监会今年批准的首发基金4000亿元，再加上以往的积存，现在已经达到7300亿元。
　　祁斌认为，基金作为一种专业管理机构，相对于效率比较低的市场有比较明显的优势。这个表现为在市场低迷时，损失率比一般的散户少一些，在较好的市场条件下，回报率远高于一般的散户。
　　何小锋说，基金现在占到市场将近30%左右的份额，从不到5%到30%走了5年，发达市场类似的比例增长像美国走了30年，这就是中国市场的进步。相信只要做事情能遵守基本的规律，按照市场本身的规律去做事、去改革，这个市场就能获得成功。]]> http://blog.ourzb.com/2610/283.html Wed, 27 Dec 2006 11:13:18 +0800 http://blog.ourzb.com/2610/282.html 般人也很少了解，在我国的一些贫困地区也有一些以政府支持或联合国组织援助但实际表现却相当有限的小额贷款项目。

　　尤努斯的成功引来了人们普遍的赞赏，但这种赞赏热闹多于学道。如果我们沉思一下他的成功机理，则也许对我们不无启发。首先，尤努斯用小本钱做的小额贷款银行，许多大银行很难做，也不屑于做，这作为商业选择无可非议，但至少从政策上来说，我们似乎就要给有志于做小额贷款及扶贫服务的民营小型金融机构开放更多的绿灯，类似茅先生那样欲退不忍、欲进不能的现象希望少一点，更少一点。

　　其次，以我看，尤努斯先生的银行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模式，而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工作与商业服务结合的“公商伙伴（PPP）”模式，着重挖掘与利用了乡村较为厚道朴实的社会资本的作用，从而转变成为商业运行保障机制，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告诉我们，在为不同人群服务的时候，商业不是唯一的成功知识与规则。

　　第三，扶贫贷款是一种细致、深入和敏感的服务工作，它需要有细致的机制设计与充分的投入精神，这恰恰是在尤努斯及其工作团队身上表现出来的独特精神，这种事务很难让例行公事的官员去做，很难让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工作职位的人去做。

　　尤努斯的成功或许会刺激有关部门投入更多的政府资源去做小额贷款，但是我们已经知道政府部门直接操作的小额贷款项目的负面成绩单了，因此也许更应着眼于支持和认可千千万万个中国自己的“尤努斯”去办这件事情。尤努斯的工作不是一日之内达成最佳结果的，千万不要因为有一个尤努斯获奖了，又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搞出小额贷款热。这种工作需要高度耐心、需要投入、需要设计、需要培养适当的人才，运动式的方式不可能产生既有扶贫成效还能稳定赢利的良性模式，甚至适得其反。
　　
]]> http://blog.ourzb.com/2610/282.html Tue, 26 Dec 2006 17:13:27 +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