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要慎用公权
本报记者 朱希玲
  报载，某企业想在某县办铅笔厂。但该县认为这个项目消耗木材，而且项目的利润不高，于是拒绝了这个项目。
  初看起来，这个县的作法非常好。“由招商变选商”，保护环境、建立节约型社会、选择高效益项目，都值得提倡。然而如果细细分析，却有了问题：县政府（更不必说“有关部门”）有权自设“投资准入”门槛吗？
  固然，国家有许多对投资的禁止性法律，例如不允许破坏环境。但这些禁止是法律禁止，不是政府禁止。对政府说，唯一合法的操作，就是看投资人有没有法定申批手续。如果手续齐备，政府就不能拒绝；如果手续不全，法律本身就不允许投资，也就谈不上政府所谓“选商”。然而更不妥当的是，“项目的利润”居然也成为政府“选商”的理由。利润是商业行为。除非企业对利润违法操作，政府是决无干预之权的。法律不允许政府禁止利润不高的投资。
  政府管理社会的权力，是公权。但政府的公权力从何而来？只有一个渊源，就是被法律授予。封建社会是君权神授，现代社会则是公权法授。政府行使的任何公权，都必须被法律明文允许。例如政府对商业设禁，就只能限于《行政许可法》规定的各种情形之一。若在这些情形之外，政府就无权设禁。如果确实因当地公众利益的重大需要而必须禁止，政府要依法给以补偿。“利润水平”在法律规定的允许设禁情形之外，因此政府就不能禁止。
  有一些政府同志问：依法行政，但是法律哪能规定得那么具体？如果法律没有规定，又该怎样？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政府是公权，公民是私权。对待公权，法不明许则止；对待私权，法不明禁则准。也就是说，对公民任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禁止，就是允许。而对政府任何行为，只要法律没有允许，就是禁止。而且一旦公权与私权发生“合法冲突”，就只能公权让私权，不能相反。
  这里涉及眼下社会普遍思索的一个问题。我国各地的发展优劣，主要取决什么原因？资源、技术、资金、人才、管理等等当然都重要，但都不是根本原因。最根本的有两条，一是商业的自由度，一是制度，其中尤以制度为先。任何经营者都要通过对未来的预期进行决策，其中“制度”是重要的预期因素。政府严格依法办事，经营者就会依“法律”进行预期，从而决策自己的经营。政府如果不能依法办事，而是常有“法外行政”，经营者就无法预期，从而不敢作出经营决策。如果一个地区的经营者普遍如此，当地的经济怎么可能很好发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