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中国如何应对美国金融危机？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杨正莲 采访整理

　　　肇始于次贷危机的美国金融危机已经持续一年多。对于外贸依存度曾高达71％历史高位(2007年1～9月份)的中国经济来说，其微观和宏观经济受其影响不可避免。中国应如何应对这场金融危机，并使美国金融危机的副作用降到最小？为此，本刊专访了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之后，中国持有的“两房”债券面临的风险降低，其盈利水平会否有相应变化？中国持有的“两房”债券有必要继续减持吗？为什么？

　　陈志武：这对中国持有的“两房”债券是好消息，让近8000亿美元债券的投资回报上升。在这种情况下，没必要减持，因为由美国政府接手之后，“两房”今后不会出现赖账的局面，违约风险几乎为零。“两房”持有的以及担保的住房按揭贷款5万亿美元左右，占整个住房按揭贷款市场的一半，就因这一点，美国政府不会对“两房”债券放手不管。

　　 只不过，由于次贷危机的进一步深化，华尔街多家公司倒闭或被迫低价出售，一些银行和保险公司也相继出问题，这些已经严重影响到美国的资金供应，使今后的资金成本会继续上升，所以，“两房”债券虽然不会出现违约，但是随着资金成本的上升，这些债券的价格可能会下降，使持有债券的中国各银行和外汇管理局出现亏损。因此，短期内不一定减持，但也不妨在增持之前等一段时间。

　　中国新闻周刊：据悉，中国的1.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资产中，有大约1万亿美元左右投资于美国国债与机构债，这些资产会美国政府接管“两房”中，受到怎样的影响？中国面临的外汇形势将会有怎样的变化？

　　陈志武：短期看，中国持有的这些美国国债和机构债可能有少许升值，因为次贷危机的深化增加投资者找避风港的倾向，而政府债又是公认最安全的地方。但是，“两房”的接管使美国的财政赤字增加，这对美元的长久走向不利，因此，从长远看，中国外汇储备的增量应该继续向其他币种和非美元资产配置，要继续增加其他币种资产的权重。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政府接管“两房”将对中国出口贸易带来怎样的影响？

　　陈志武：接管“两房”本身对中国的出口贸易是件好事，因为这对稳住金融市场的信心、保证美国消费信贷供应不至于下降太多或太快，都是很积极的。只是次贷危机的影响还不止到此，现在的华尔街和整个金融业在重新洗牌，因此，仅救“两房”也难以扭转次贷危机对美国靠信用借贷驱动消费的经济模式的冲击，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对美国的出口贸易会有一、两年的下坡路，会进一步打击中国的出口企业，特别是沿海省份的经济。也就是说，现在看来，次贷危机对美国消费经济的冲击过去被低估了，其影响的深度和广度比原来估计的要严重，这对中国出口经济不是好事。

　　 不过，欧洲经济受到的冲击会比美国低，因为过去两年欧洲为打击通胀而将银行利息上调不少。但是，随着经济衰退的到来，油价和资源价格都已下降，甚至会继续降一些，通胀压力在迅速减轻。因此，欧洲国家接下来会下调利率，刺激经济增长。那样，中国向欧洲的出口贸易可以得到补救。

　　 另外，能源和资源价格因经济衰退的压力而下降之后，对中国经济又是件好事，这又帮了中国经济。

　　中国新闻周刊：“两房”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还体现在哪些方面？对于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会有怎样的意义？

　　陈志武：次贷危机的发生和发展恰恰发生在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走到尽头的时候，亦即，过去靠投资拉动增长、靠出口为快速增长的工业产能提供出路，到去年，即使没有次贷危机，这种增长模式也差不多走到尽头，WTO“红利”已经被用完，出口市场难以继续扩大，在这种时候又碰上次贷危机，这两者加到一起，大大改变了中国经济模式转型的必要性，转型已经是没有选择，必须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强化国内需求增长的能力，让中国经济今后能靠国内民间消费带动。否则，中国经济和社会会面对比较大的挑战，如果说次贷危机是美国自1930年代至今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的话，那么，中国经济转型的挑战也是近20年最大的一次。

　　中国新闻周刊：美国政府接管“两房”的措施本身，对于中国政府调控经济会否有相应的影响？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当前的“救市”呼声？

　　陈志武：中国的股市和房市不是因为政府“救市”不够，而是因为政府干预太多，才出现股市、房市被经常变化的政策所绑架的局面。房市前些年是因为土地供应以及开发商贷款的不断被政策压缩，进而使房产供应相对需求的落后，迫使房价不断上涨，这一年多又是通过压缩住房按揭的供应、增加二手房交易费用等而抑制需求，促使房价快跌。政府的干预制造出价格的大起大落。比如，本来股市在今年四、五月前，涨跌基本由市场参与者对未来中国经济、对上市公司未来基本面的预测而决定，好不容易让中国股市与经济的基本面挂上钩，同涨跌。但是，突然间，“大小非”股票的交易规则被改变，接下来，从7、8月至今，关于进一步限制“大小非”的“第二次发售”等政策谣言和风声连续不断地出来，等于是把“股改”要解决的非流通股问题又请回来了，于是，股市关注的问题不再是中国经济和企业的基本面，左右股价的不再是上市公司的基本面，而是关于“大小非”政策谣言的新动向，“大小非”政策的不确定性重新绑架了股市。看到这种不确定性，连那些本来不打算卖的“大小非”股东都被迫一解禁就马上要卖，先卖了走路再说！股市就是这样被政策的摇摆拖着走。

　　 但是，中国经济在未来一、两年需要“财政刺激”。过去在亚洲金融危机等时期，国家一贯采用通过增加基础设施和工业项目投资来刺激经济，那种通过国家投资来驱动经济的宏观调控手段过去起到过积极的效果，因为以前的基础设施差、工业基础需要快速发展。但是，到今天，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出口增长也越来越难，因此，由政府增加投资带动经济的做法已经不能再用了，现在更应该通过减税、退税刺激民间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也就是说，现在用“财政刺激”经济的办法是通过减税把更多收入留在企业和老百姓手中、通过退税把钱送回到中低等收入家庭，以此增加民间消费，带动经济增长，也推动经济转型。

　　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与教训

　　来源: 21世纪经济报道

　　危机的深度：削弱美国的真实实力？

　　《21世纪》：雷曼兄弟破产，美林被收购，AIG急需巨额现金来摆脱财务困境，这些危机同时袭来，对美国意味着什么？有分析认为，雷曼兄弟破产将引发“金融海啸”，是否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王自力：最近，美国连续和集中爆发了一连串重大金融事件：美国财政部托管“两房”，美国第三大证券公司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宣布破产，美国第一大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正成为下一个危机点。可以这样说，美国金融危机目前已进入高潮，金融危机还将横扫一批不那么有名的中型投资银行，此外，估计还有一两家大型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会受到危机的冲击。总之，我认为美国的金融危机还没有最后结束，美国经济衰退基本已成定局。

　　从现有事件的发展来看，如果出现资金从美国市场大量外流，后果将更为严重。这将使房地产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穿越美国金融体系的防火墙，通过商业银行向实体经济蔓延。一旦这种蔓延形成，将会使目前这场还停留在投资银行领域的虚拟经济危机波及到实体经济，对整个美国造成实质性的重创，美国经济、社会将经历建国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大衰退，美国国力也将因此而被真实地彻底削弱。

　　王建：从去年7月份开始，由于次级贷款无法偿还，导致债券减值，即所谓的资产减记。现在亏损越来越大，但好多公司却钻了会计审查的漏洞，并没有做相应的资产减记，而是把当时的市价还记在现在的账上，将这种亏损隐而不报。目前全球金融机构已报出的亏损是5100亿美元，但这种隐瞒未报的亏损肯定远大于这个数字。

　　比如雷曼兄弟公司，我们看到的资产总额是6390亿美元，负债总额是6130亿美元，算下来它还有200多亿的净资产。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6390亿美元的资产价值是什么时候标定的？现在还值那么多钱吗？如果是按照去年6月份最高峰时的价格标定的，那现在就不知道已经缩水到什么程度了。今年初，雷曼兄弟的股票还是60美元，但是在它宣布倒闭的头一天，市值跌到了21美分，如果这是它资产缩水的反映，那雷曼兄弟一家的亏损就可能达数千亿美元。

　　这些风险到现在还是被掩盖的，所以说，这次次贷危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透明，谁都不知道金融机构拿了多少不良资产、它们的实际价值是多少。所以在雷曼兄弟宣布破产的当天，由于市场的极度恐慌，美国的联邦基金利率一下飙升到了8%(基准利率是2%)，因为大家都不敢贷款了，你跟我借钱，我就跟你要8%的利率，我不能信任你，因为风险太大了。

　　《21世纪》：经历危机之后，美元的走势如何？是否会调头走低？

　　陈志武：目前来看，次贷危机已经造成了美元贬值。未来美元会继续贬值，但具体贬值空间还难以估计。接管“两房”、拯救其它华尔街公司使美国今年的财政赤字至少增加了几千亿美元。美国财政赤字的膨胀，也和它对外政策的单边主义有很大关系。尤其是，如果麦凯恩当选总统的话，他会继续采用和布什相似的手段来解决国际问题，那美国的财政赤字只会继续快速增长，使美元呈进一步贬值的趋势，在未来几年，可能很难从根本上逆转。

　　《21世纪》：美国的次贷危机蔓延至今，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未来的趋势如何？

　　王建：美国的金融结构是一个倒置的金字塔，它的底层是和物质产业与实际消费相关的接口，如工商企业贷款、房贷、消费贷款、教育贷款等等，以此为基础构造出金融衍生产品的大厦。美国金融机构发放的实物类贷款不到20万亿的规模，包括房贷、工商企业贷款和其他消费类贷款，但衍生金融产品的规模却达到了400万亿美元。现在底层垮掉了，上面庞大的建筑也会跟着往下垮。因为这些衍生金融产品的标的都是与实物相关的贷款和债券，现在这些贷款和债券还不了，衍生金融产品的大厦就得垮掉。

　　之所以是现在而不是前些年爆发，是因为2005年以来金融机构集中发放了大量的次级贷款，这些金融资产从2007年7月份就开始进入还款期，到今年第三季度进入还款的高峰期，到期的债券无法偿还，危机就爆发了。我预计，这个高峰恐怕要持续到2009年。

　　王自力：美国这场危机的主要原因是通过信用创造制造出了超出自身支付能力的需求，或者说消费未来。这一切得以维持的本质，是以强权和武力为基础，一小部分人对绝大多数人的财富和资源进行侵占，这种国际社会机制存在的基础是信用和实力。但是，这两样东西都是动态的，有时甚至是极为脆弱的。实力是信用的基础，信用是实力实现的工具，随着实力的变化，信用度也在发生同方向的变化。

　　随着新兴市场国家特别是中国崛起，打乱了原有的世界各国实力的均衡，这必将使原有的脆弱的世界信用体系进行价值重估，重估必然带动经济危机至少也是经济动荡。盛极而衰，这是社会发展的规律，西班牙、葡萄牙的没落和英国的崛起，以及英国的衰退和美国的称霸，无不如此。

　　美国经济模式遭遇挑战？

　　《21世纪》：美国政府救了贝尔斯登，救了“两房”，为什么对待雷曼兄弟的态度却完全不同？

　　王建：雷曼兄弟和“两房”是不同的，“两房”是半官方性质的公司。以后，像雷曼兄弟这样破产的金融机构可能还会有很多，如果都去救，美国就会陷入到大规模国有化的境地，这对于一个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拯救这些公司需要动用纳税人的钱，他们也不会答应。所以，拯救是不可能持续做下去的事情。

　　现在美联储的主要做法是敞开贷款窗口，多差的债券、股票都可以拿去做抵押，贷出现金。这是比较间接、影响较小的做法，所以也被美联储看作更有利的措施。

　　美国金融机构面临的危机，主要是他们手里拿着一大堆价值已经大大缩水的次贷债券，变不了现。金融资产的价值最终取决于它的变现能力，如果市场认可它的价格，它就值钱；如果市场不认可它的价值，它就不值钱。美联储接受那些市场不认可其价值的证券，藉此向金融机构连续输血，一个可能的后果是导致流动性泛滥。美联储现在的做法等于是在释放大量流动性的同时毁掉了美元的信誉，在这种情况下，美元肯定是要走向贬值的。

　　王自力：美国政府有自己的苦衷。美国政府动用纳税人的钱对股市，对贝尔斯登公司实施救助，为“两房”托底等，已经引发了美国国会的强烈不满，很多议员发表了不同看法，甚至对此进行抨击。而且，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雷曼兄弟也不是最后一家需要救助的金融机构，如果再出手，很有可能把美国政府也“拉下水”。这么多金融机构陷入困境，政府是救不完、也救不好的。因此，挽救已经陷入困境的金融企业，防止金融危机进一步扩大，不能不考虑市场化之路。

　　同时，这似乎也是对雷曼兄弟自救不力的一种警示。按照保尔森的说法，贝尔斯登公司事件以后，美联储已经向投行开设了特别的融资渠道，允许投资银行像商业银行一样直接向中央银行贷款。但是，雷曼兄弟一直没有利用这一政策，而是一意孤行地试图通过资本市场寻找出路、走出困境，结果失去了自救的最佳时机。

　　《21世纪》：美国政府出手援助贝尔斯登、“两房”、AIG，这是否意味着美国自由经济原则的动摇？

　　陈志武：即使是最彻底地主张自由市场的人也会承认，政府在市场中不起任何作用的时代早已结束。

　　在今天的世界里，几个大财团就可以绑架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社会的利益。由于交通和通信手段的发达，各地区的金融市场、商品市场已经在全国层面被整合在一起。在这种形势下，很容易通过企业间的整合，形成规模极大、市场渗透面极广、涉及众多公众利益的少数财团。于是，政府需要提供市场规则、产权保护的公共服务。而且，因为这少数财团绑架了太多公共利益，出现了“大到不能倒”的局面。特别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跨国金融公司牵连到的公众利益不只局限于其母国，而且跨越了国界，渗透到全球，“大到不能倒”的局面更容易出现。因此，传统的纯粹自由市场已难以持续。

　　《21世纪》：这次金融危机是否意味着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遭遇了挑战？

　　陈志武：国内一些评论认为，这次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主义的终结。我认为这夸大了危机导致的后果。美国式金融资本主义肯定还会继续，这次危机带来的冲击，主要的影响是在量的方面，而不是质的改变。所谓的美国金融资本主义模式，包括很多内容，例如，靠信贷来促进消费，然后靠消费来带动经济增长，这是与现在的讨论相关的。这个模式今后肯定不会改变。这种发展模式不是美国专有的，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采用了这样的模式，实际上，中国现在也要从投资驱动型的模式向消费驱动型的模式转型。

　　美国在19世纪后，基本是靠消费拉动增长，其原因是工业革命带来生产能力的大幅提升。现代社会之所以都要靠消费驱动经济，是因为工业技术、农业技术已足够完善，人类的物质生产能力大大提高，不怎么费力即能满足物质消费需求。因此，最后制约人类经济增长的不是生产能力不足，也不是投资不足，而是消费需求跟不上，消费是增长的瓶颈。各类金融市场发展的目的之一是通过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教育贷款等来缓解因为人们收入不均匀而导致的消费不足问题，人们也通过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各类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好未来的可能需求，以减轻青年、壮年时期的存钱压力，从而促进消费。总之，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以及其它相关的金融发展，都是围绕着把人们从存钱压力中解放出来，进而释放消费的动力。不仅美国不会结束这种模式，相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应该赶快学习，否则，中国和许多其他国家只能靠制造业和出口市场。

　　那么，次贷危机的结果会是什么呢？首先当然是让美国和全球的金融机构付出代价，中国的外汇储备和商业银行、日本的银行业都已付出代价。其次是美国经济和社会受到冲击，消费信贷和其它信贷严重收缩，不仅美国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的贷款、投资会更加谨慎，而且其他国家的机构和个人给美国提供的信贷、资本会大幅下降。因此，美国未来一两年的信贷消费很难增长。所以，我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将压缩美国的信贷消费，使这种经济模式在规模上下调，但不会是终结。

　　接管“两房”以及通过动用政府资金解救其它金融财团之后，美国财政赤字在今年和明年至少多增几千亿美元，再加上伊拉克战争开支等，美国财政赤字会快速增长，需要发更多国债。这会把本来提供给民间、企业的资金转移到政府手里，压缩经济增长和民间福利的空间，而且使美元倾向于贬值，进一步打击国际投资者投向美元资产的意愿，减少美元资金的供给。

　　因此，从许多方面看，这次金融危机的影响深远，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打击面很广、也很深。但是，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的金融和经济模式，反而是强化了它，这次美国也会通过相应的改革再走出来。

　　中国能否独善其身？

　　《21世纪》:金融全球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剧了金融危机的广度和深度，美国此次危机对于国际资本流动会造成哪些影响？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潮流无可逆转的背景下，发展中国家需要采取哪些新的措施来遏制可能发生的危机，并在美国危机之中获得机会？

　　王自力：在愈来愈不确定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新兴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的几率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总结十年前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一次美国危机的教训，我们发现，金融体制和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性在某种程度上比金融创新更重要。新兴经济体必须从维护国家经济主权的高度，对经济增长、信贷政策、汇率制度改革、国际资本流动管制和金融业开放进行整体通盘考虑，建立健全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保险市场有机结合、协调发展的机制，维护金融运行和金融市场的整体稳定。

　　我们预计，美国的市场离稳定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但是决定性的调整在今年11月到明年2月基本上可以定局。全球市场和中国市场的真正走向在此之前还不会提前明朗，所以，分析、观察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工作。

　　当前，中国政府不仅要关注证券市场和楼价下跌对宏观经济面的影响，而且需要关注不断变幻的国际经济环境，及时进行调整。只要应对正确，国内市场就不会大乱，更不会真实衰退。与此同时，必须下大力气加强热钱流入的管理，加强国内资产被外资收购的管理。热钱目前从新兴市场撤出是暂时的，不同新兴国家的热钱流出流进的趋势和方向并不一致。在这一年之内，中国市场仍然是国际热钱最有可能流入的方向，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冲击可能会比较大，对此，政府有关部门应该已经有所预判。

　　《21世纪》：格林斯潘断言，一场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正在美国发生。中国仍存在相当程度的金融管制，是否能因此而在这场危机之中独善其身？我国的金融风险监控能否对这种事件做出及时反应？

　　王建：灾难的传导不会只通过金融层面，我们不能认为，人民币不国际化、资本市场没有开放，中国就可以避过这场危机的影响。危机可以从贸易层面传导进来。我们这些年的高增长很大程度上是靠外贸和外需，外需增长快，带动了一大批外向型产业的投资增长，例如纺织，前些年的投资增长差不多在50%左右，明显高出平均投资增长率，现在纺织投资增长率一下子就降为只有几个百分点，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是负增长。

　　王自力：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已经出台了《国家金融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央行、证监会、保监会、银监会已联合下发了《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加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各部委应加强金融风险监测和评估，进一步提高金融风险预警能力，切实防范系统性风险，但这些只是通过一些协调机制同其他经济部门进行合作。事实上，要真正达到管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和社会稳定、保障国家经济主导权的目的，可能还需要改变金融分业监管的局面。统一把预防、阻击热钱进入作为一项长期工作，在充分掌握金融信息的前提下，对频繁进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热钱保持高度的警惕，建立高效能的预警机制，密切监控热钱流入，规范外汇资金流入和结汇管理，重点查处违法违规资金流入，并加强国际合作以防范国际短期资本对我国经济金融安全可能带来的冲击。

　　陈志武：美国的这次金融危机，不应该作为加强中国金融管制的依据。因为美国和中国的情况代表了两个极端。在美国，金融创新可以说是完全放开的，出了问题再说，没出问题可以完全自由。而中国则是，如果没有政府批准，任何创新都不行。我们必须知道，监管从本质上是反应性的，是对已经熟悉的事情而为的，但创新顾名思义是以前没有的，是创造出以前不熟悉的东西，所以，从本质上，创新是不应该监管的，否则逻辑上就有矛盾。中国要成为创新型国家，如果在金融方面的创新不显著，那其他行业也不可能实现创新。中国式的监管，并不能够提高抵御风险的能力。打个比方，把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去学游泳，他当然不用担心被水呛住，但他也学不会游泳，等他下次掉进水里，他就会淹死。

　　美国允许自由的金融创新，当然会出现一些问题，这不奇怪。因为必须通过出问题，才知道什么地方应该要有监管。从这个意义上，因为次贷危机引发的问题，美国对证券、投行的管制，肯定要比以前增加。现在这么多的投行需要联邦政府和美联储提供保护，那以后美联储和其他的政府机构，就要建立起防范、监管的制度，来避免危机的发生。

　　中国的金融管制，表面上看没有什么代价，实际上这个代价在用其他的形式表现出来。为什么在国际分工中我们只能做卖廉价劳动力的制造业？这跟金融发展落后、金融创新没办法放开手脚的关系很大。金融市场没办法发展，国内消费的增长就会很难，给中国经济和社会带来的代价是必须靠出口来拉动增长。

　　我认为中国从这次危机中应该吸取的教训是：千万不要因为美国的金融创新带来的问题，就认为我们不放开金融创新的做法是对的。中国必须学会游泳，即使要交学费，也应该学。

　　《21世纪》：日前，央行6年来首度下调贷款利率，并下调了存款准备金率，您认为央行为何动用这两个政策工具？这一举措对中国的实体经济及金融市场的影响如何？

　　王自力：我国主动下调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和降低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一系列“有保有压、结构优化”的组合拳开始出击，宏观政策的首要目标已经从控制通胀转移至促进经济平稳增长上来。现阶段，就我国的基本面而言，宏观经济仍应继续以保持平稳增长为主。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30年了，30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快速、稳定的增长，GDP平均增长速度为9.67%。但是，这种高速增长在相当程度上是建立在高投入、高污染、大量占用土地的粗放式发展路径基础上的。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随着全球经济放缓和资源、环境、社会等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中国经济也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结构调整。

　　陈志武：央行的宏观调控的举措，总体上是很正确的。因为通货膨胀压力，过去一年来利率一直往上调。但是，现在油价已经下降了40%，大宗商品的价格相对于6月份、7月份最高点来说，也都下降了很多。随着这一次金融危机，全球经济衰退的预期越来越强，大宗商品所带来的通胀压力，应该会在未来几个月继续得到缓解。现在看来，通货膨胀在未来一段时间应该不再会是首要问题。由于危机的影响，美国民间消费受到根本性的冲击，未来一两年中国的经济肯定会因为这些负面影响受到非常大的冲击。那么，刺激经济增长是政府面临更大的挑战，央行降息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是预防性的举措，非常正确及时。

　　刺激实体经济的增长，除了货币政策之外，财政政策方面也应该有调整，应该给企业减税，给中低等收入的居民和城乡居民减税，以财政手段刺激消费的增长。政策调整的最终目的，是让居民充分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收入增长和消费能力的提高，通过需求的增长，拉动经济增长。

　　王建：这两项政策还属于微调，只是开始认识到了问题，有了“保增长”的意识，这和以前的判断有了很大的区别。但是我认为，政府对问题严重性的认识还是不足的，应该采取比较强力的措施来刺激经济，比如说在货币政策方面，存款准备金率的调整不应该只面向中小银行，而应该面向所有银行，或者尽可能地放松贷款，明确地提出增加货币供给量。8月份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已下降到16%，这是不合适的，我认为全年的货币供应量应该增长20%-22%。现在的政策力度还是小了，但是做总比不做强。

　　现在实体经济很不好，由于受到出口下滑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工业生产速度连续下滑，新的投资没有增加。由于分配差距拉大的原因，消费需求又上不去，现在又到了产能释放高峰期，在产能过剩的背景下，外需没有了，内需又打不开，这些实际上都在压制中国物质产业的增长，使物质产业面临需求不足的问题。

　　在滞胀来临的时候，我们有两个误判：一是认为通胀是短期的，可以用牺牲一点增长的代价把通胀压下来；二是当经济已经开始下滑，进入低增长、高通胀格局时，还认为经济是过热的，还在双防——防过热、防通胀。这两大误判导致我们的货币过度紧缩，不仅使股市、地产受到大的影响，更使得本来还能够以较快速度增长的经济过早地下滑。所以，现在地产、股市应该救，但我希望往后放一放，先考虑把投资、出口和工业生产拉起来，不要让它们继续往下掉了，物质产业的增长保住了，才有资产价格坚挺的基础。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

　　如何从国有到民有？

　　——专访耶鲁大学金融学教授陈志武

　　来源：南风窗　记者：赵灵敏

　　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开始于1980年代初，从最初的承包制、砸“三铁”，到后来的买断工龄、“从头再来”，再到国退民进、管理层收购(MBO)，国有资产和国有企业改革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里，相关的争论和反思从未间断，并在2004年的“郎顾之争”中达到了高潮，最后甚至延伸为对改革开放的前途和合法性的探讨上。

　　而这一系列的讨论，多集中于国有、私有哪个更有效率,以及国有资产改革会否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等方面。但如何从根本上落实缺位的全民资产名义“所有者”，一直是一个被避而不谈的问题。

　　2007年年末以来，耶鲁大学陈志武教授在多个场合呼吁把国有资产平分给老百姓，让国民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以此增加老百姓的资产性收入来拉动内需，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2008年8月，记者在北京就相关问题和陈教授做了交流。

　　国有资产改革的误区

　　《南风窗》：中国的国有资产改革已经进行了多年，您对这个领域的改革有何评价？

　　陈志武：过去30年的资产财富国有，总体效果是积极的。特别是跟印度相比，中国在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国家手里的情况下，能快速调动大量资源，集中发展工业产能、建设基础设施等等。但印度则处于两边都不靠的局面，他们既没有发达的资本市场把分散私有的资源调动、汇集起来，又没有资源的国有，所以，当印度想要快速发展基础设施、加快工业产能建设时，他们调动资源的能力没法跟中国比。因此，国有制对于后发展的中国实现快速赶超，曾起到积极的作用。

　　但是，到今天，国有制的民有化改革已经是不加快不行了。我们不能总是投资建厂、修路、盖大楼，而忽视消费，现在已经是工业产能严重过剩。现在阻碍经济增长的瓶颈是消费增长不足，而不是工业投资不足。过去我们总把“生产建设”跟经济发展等同起来，现在要改了，消费也是发展经济、甚至是更重要的促进经济发展的行为。

　　对于以前总处于温饱边缘的农业社会，生产能力低一直是经济发展的瓶颈，那种“发展经济等于扩大生产建设”的观念可以理解。但是，到今天，多谢工业革命，生产能力已不是问题，关键是到哪里找到更多的消费需求，以满足产能的扩张。

　　所以，过去是从效率的角度谈为什么要把国企民营化，但是，到今天，我们必须从财富的国有还是民有，谁更能促进国内消费需求增长、谁更能促进经济模式转型的角度来考虑下一步改革方向的问题。

　　在生产性资产民有的社会里，老百姓可以从两种渠道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一是通过劳动工资的上涨，另一个是通过财产升值。这就是为什么尽管美国在1998~1999年间GDP增速只有4%左右，但整个经济和社会一片繁荣。可是，在中国只有GDP增速超过9%时，社会才能体验到繁荣，因为老百姓差不多只能通过工资的有限上涨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

　　十七大报告中讲到要增加老百姓的财产性收入，政策意愿很好。只不过，在国有制之下，老百姓缺乏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产权基础。因此，我认为，民有化改革是实现十七大提出的目标的根本性一步，也是必要的一步。

　　《南风窗》：那么民有化的必要性表现在哪里？

　　陈志武：表现在中国不能再靠投资、靠出口市场、靠扩大工业产能为进一步的增长提供动力。为了经济转型，最核心的改革之一是把国有资产的所有者落实，把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请出来，让产权真正落实到具体的个人身上。也就是说，把国有产权通过“国民权益基金”股份的形式分给13亿公民，这样，让13亿公民都能通过基金股份参与国有企业的分红，并直接享受到国有资产的升值。只有在民有化改革之后，中国老百姓的消费增长才会更旺盛，国内需求的进一步增长才有了具体的财产基础。

　　《南风窗》：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的民有化还会牵涉国家安全和产油国战略的问题，但不进行民有化又难以提高效率，这个矛盾怎么解决？

　　陈志武：金融、石油、国防等行业掌握在私人手里会危及国家安全，我看不出来。拿石油业的情况来看，因为垄断的日子太好过，相关企业根本没有动力进行技术创新，也没有动力寻找替代能源，从长远讲，这使未来的国计民生更不安全了。在人类历史上，懒惰、不思进取所造成的损失远大于任何的有形损失，只不过人们看不到而已。

　　在工程机械行业，三一重工、中联重科都是民有、民营企业，所有者都是私人，他们有威胁国家安全吗？反倒是这些企业的不断创新，使中国工程机械业的国际竞争力越来越势不可挡。

　　在美国，国防这样和国家安全直接相关的产业，也完全掌握在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的国防采购，从战斗机到爱国者导弹，都是由政府向波音、洛克希德·马丁等私人企业采购的，甚至在伊拉克打仗的，都有私人保安公司承包许多本来由军队做的战务。没听说过这些企业有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情况。私人企业在利益驱动下，效率更高，更好管理，这一点哪个行业都是如此。

　　私有化与民有化的经验教训

　　《南风窗》：谈到把国有资产分给全民，很多人会想到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的私有化，及其所造成的寡头、失业增加等现象。在很多中国人的心里，私有化就是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的代名词。您对此有何评价？

　　陈志武：俄罗斯的结局恰恰是私有化不彻底、权力不受制约所致。1992至1994年间，俄罗斯最初的私有化是政府给每个公民分发面额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凭证可购买企业股票或入股投资基金，也可有偿转让或出卖，数以千百万计的俄罗斯人成为了股民。

　　这之后，因为通货膨胀，一些民众为了生计出卖了私有化券，暴富者和经理们乘机廉价收买，私有化证券向他们手中集中。但这部分的比例不是很大，而且也因为当时的俄罗斯人对有价证券还没经验，以为这些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不值钱。

　　俄罗斯的私有化之所以广受诟病，问题主要出在1992~1994年私有化过程中，许多重点国企40%左右的股权继续由政府拥有，于是，这些企业在本质上继续是国有控股企业。到1996年时，这些企业财务危机又出现。

　　当时，俄罗斯面临总统选举，叶利钦要连任，而此时经济形势不好，企业普遍经营不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很少。政府想的解困办法就是“以债换股”，也就是，让一些个人给国有企业贷款，同时由国有股份作为担保：如果企业在几年内不能还贷，放贷的个人就自然接手国有股份、成为企业的所有者。在实际操作上，虽然也有招投标，但内部交易严重。

　　少数人放贷给企业后，再和企业管理者合谋造成企业的经营不善，无力还贷，从效果上迫使大量国有企业以极低的价格落到了私人手中，由此产生了一些财富寡头。这种做法有点像国内前几年搞的国企MBO。

　　所以，俄罗斯出现的财富寡头不是私有化券所致，而是后来的“以债换股”、当初私有化不彻底所致。

　　而捷克的情况就不同。捷克也是发行私有化券，将所有国有资产平分给国民，公民可以直接购买公有企业股份，也可以向投资基金投入私有化券，成为基金股东。

　　基金用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获取投资回报，然后再向投入私有化券的公民分红。投资基金成为了企业的大股东，这样一来，就解决了企业股权过于分散的局面。捷克的私有化很彻底，没有留下国有股份，也就没有留下任何诸如“以债换股 ”的后遗症。在捷克，私有化后，并没造就俄罗斯那样的寡头。私有化转轨完成以后，捷克成为继波兰之后第二个经济复苏的东欧国家。

　　中国目前的公有制在现实层面常常成为少数人控制社会资源、进行权钱交易、明目张胆瓜分国有资产的借口。理论上，人民名义是所有者，实际上根本无法行使所有者的权利，既没有对国有资产的使用、管理和分配的发言权和监督权，也无法从国有资产的增值中获利。到今天，还是连一份国有资产清单都没有，更不用说有经独立审计公司审计过的国有企业财务报表，给老百姓看。

　　所以，我所说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私有化，而是要将国有企业“全民所有制”中的“全民”作为财产所有者的身份落实。以前，“全民所有制”中的所有者缺位，或说是虚的。

　　现在，我们应该探讨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一个个“国民权益基金”的问题，然后，把这些基金股份均分到13亿公民手中，让他们明确成为这些国有资产的所有者，并允许他们自由交易这些“国民权益基金”股份。这实际上是实现真正的“全民所有制”，让每个人都成为有产者。这是民有化。

　　民有化的推进条件

　　《南风窗》：中国现在推进民有化条件成熟么？

　　陈志武：中国今天要搞民有化，相对要比当初俄罗斯、捷克的条件成熟很多。俄罗斯、捷克的老百姓当时对股票、债券、基金股份的价值完全没有认识，也没有任何实际操作经验。我1986年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当时学校强制教师每月买国库券，工资的一部分直接以国库券的形式发放。我当时对有价证券毫无认识，认为它没有价值，等同废纸，所以随手就给了别人。我当时对国库券的认识和态度大概和俄罗斯、捷克的人们对私有化券的认识和态度差不多。

　　但现在，中国的情况不同了，中国老百姓全民炒股，基金账户有一亿多，大家对股票、基金等有价证券的认识已经比较充分，市场监管的问题虽然很多，但监管架构已经具备，也有近18年的经验。要搞民有化，中国人比当初的俄罗斯人、东欧人有经验得多，至少不会出现拿民有化基金股份换酒喝的情况。

　　《南风窗》：目前中国如果进行大规模的民有化，其中的腐败和权钱交易问题怎么解决？政治改革和民有化是否存在先后的问题？

　　陈志武：在一个缺乏对权力进行民主监督的社会里，才更需要民有化，让缺乏制约的政府权力没有腐败的资产基础。

　　因为民有化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可以在政治上起到制约政府权力的效果。国有制让人民从属于政府权力，而民有制则有利于对政府权力制约体系的建立，因为大部分人有了财产特别是资产性财富后，会增加中产阶级的规模，人们实现自己财产价值的愿望会更强烈，权利意识会增强，会更理直气壮地对权力进行监督和质疑。

　　因此，在目前政治体制改革难有根本突破的前提下，进行民有化改革或许能从另一个角度提升中国的民主。

　　《南风窗》：罗马俱乐部在几年前曾经出过一本书《私有化的局限》，认为私有化是件好事，但有局限，推行私有化要趋利避害。在您看来，私有化的边界和局限是什么？是不是私有化的程度越高就越好？

　　陈志武：对一个国家，私有和公有的边界到底应该在哪里，取决于以下因素：

　　首先是这个国家的制度架构，是否有高水平的民主，司法是否独立。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越高，对公有制的支持程度就越高，因国有制带来的委托代理成本会越低，公有制的边界就越宽些。只有当公民对国有资产的占有、使用、处置拥有充分的监督权力时，委托代理成本才可能降低。这就对政治的民主化程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其次是人口的多少。新加坡、瑞典、丹麦这样的小国可以搞公有制，因为这些社会的人口才几百万，同质化程度很高，使管理者和人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相对较低，减少委托代理过程中的道德风险。

　　而像中国这样有13亿人口的大国，国企资产管理的复杂程度超过人们的想象，委托代理成本远胜过公有制能带来的任何好处。当然，一个办法是建立庞大的官僚体系来管理13亿人的公有资产，但官僚体制人数多，在信息和资源上占有优势后，不仅道德风险会出奇地高，而且让老百姓在博弈中处于劣势。

　　再次是跟一国的发达程度、发展阶段有关。在中国需要高速工业化、需要建立庞大的基础设施网络时期，经济靠投资驱动，那时，国有经济的比重可以高些，这有利于资源的集中投资，有利于快速工业化。但是，一旦工业化发展成熟、甚至出现产能过剩，国有资产比重太高，反而会切断经济增长对社会能产生的财富效应、阻碍国内居民消费的增长，不利于经济模式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的转型。因此，工业化了的社会里，国有经济的比重必须降低，其边界应该变窄，否则，会阻碍进一步的发展。

　　国民权益基金的操作

　　《南风窗》：今年以来，您多次提到了民有化的重要性。那么在操作层面，在如何将国有资产民有化的具体做法上，您有何设想？

　　陈志武：用人均一份的改革模式，公平、透明，最大限度地杜绝权钱交易。

　　理论上具体做法是：由150家左右的央企组成国家层面的国民权益基金，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各自成立基于当地国企产权的国民权益基金，包括各辖区的国有资产。这样全国就有32个国民权益基金同时存在。

　　然后，给全体国民每人同等份额的国民权益券，由国民自愿决定愿花多少价钱、去购买其他人的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份。当然，可能或有很多人选择买全国、广东、上海等发达地区的公民权益基金股份，也可能会有人去买新疆、山西等地的能源矿产公民权益基金股份，那么这些地方国民权益基金的股价就会上涨。这样就会形成竞争的局面，价格低的国民权益基金就会想方设法提高经营水平和效益。

　　2006年底，国有企业净资产总值约13万亿元，人均大概1万元，如果按目前GDP的增速10%计，每人每年就有财产性收益1000元，一个三口之家就会增加3000元左右的现金流，这对拉动内需肯定有很大的帮助。

　　问题的关键是，老百姓过去基本只有工资这条单一渠道分享经济发展的好处。现在是通过民有化改革、放开资产升值这条分享经济增长好处的渠道的时候了，这是从根本上解放民间消费的改革。另外，国有制经济必然靠投资、靠出口驱动增长，而如果要依赖国内居民消费驱动增长，就必须先把资产产权民有化。

　　现在，民有化改革只是时机的选择问题了。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5：“无股权不富”

　　陈志武 /文

　　2008年6月21日

　　“陈笛，长大后你想做哪行？我知道，你的目标是二十岁成百万富翁。可是，做哪一行最适合你成功呢？”

　　陈笛，“以前谈到过做电力、能源公司，但你说那些行业政府管制多，不容易自由创业。不过，我一直想创作儿童漫画，写成可爱的漫画书，然后，再根据这些漫画延伸出许多服装、玩具、文具用品等产品，就像迪斯尼那样，延伸出整个相关的产业。特别是，这些书、玩具、文具不仅可以先是英文的，同时可以翻译、调整成中文、日文、德文等等。 这样，不就有很大发展空间吗？”

　　“这很好，看来，今年暑假你可以开始设计、写作漫画书了。不过，也许，你也可以考虑今后办基金管理公司，成立股权基金，吸收个人和机构投资者把钱委托给你，帮他们用钱赚钱，这样，你也能成亿万富翁。”

　　陈笛，“但是，那种工作听起来不太让人激动，就只是做股权买卖投资？”

　　“以前，中国有句俗话说，‘无商不富’。这话说的有道理，只是传统的‘商’最多只能带来小富，比如，即使你搞异地贸易，从一个价格低的地方买下货，运到价格高的地方去卖，就像刘向从中国制作衣服、然后到美国卖一样，一件衣服能赚毛利10美元、20美元，10万件衣服才能赚100万、200万美元毛利，但是，这中间成本也很高，卖10万件衣服也不容易，到最后去掉成本，不会剩下多少利润。传统的餐饮业也如此。换句话说，这些靠卖东西、卖服务的传统商业，本身可以赚钱，总比一般工薪职业者能赚更多钱，但是，这些传统的经商做法只能成小富，成不了亿万富翁。”

　　陈笛，“那你的意思是，怎样才能成亿万富翁呢？”

　　“现在,中国的俗话‘无商不富’，应该改成‘无股权不富’，至少是无股权难以‘大富’。差别在哪里呢？传统商业都是以卖产品、卖服务赚当前的钱为特点，这样你得一天一天地去赚、去累计，但毕竟人的实际生命有限，每天的买卖赚得再多，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多天，而且还有生病、节假日等等。但是，有了股权交易市场之后，比如股票市场，财富增长的空间就根本改变了，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股权价格是未来无穷多年的利润预期的总值，也就是说，如果一个公司办成功了而且职业化的管理也到位，那么，这个公司就具有无限多年生存经营下去的前景，拥有这个公司的股权等于拥有了这种未来无限多年收入流的权利。当你卖掉这种股权时，等于是在卖出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流，这就是为什么靠股权赚钱远比靠传统商业利润赚钱来得快，财富规模来得大，你想，一个人靠自己一天天地累积利润，靠自己的长寿来最大化个人财富，怎么能跟一个通过股权交易能把未来无限多年的利润今天就变现的人比呢？后者的利润总和是不受自然人的寿命限制的。”

　　陈笛，“你是说，这就是为什么盖茨、李彦宏、施正荣能二十几、三十几岁能成为亿万富翁？”

　　“是的。不过，自己创办职业化管理的公司、培植公司无限多年生存下去的能力、从而使股权具有极高价值，这不是唯一实现‘股权致富’的方式，办投资基金公司、做股票投资者也能做到这一点。比如，今天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管理公司---富达投资基金公司(Fidelity)，它今天管理近两万亿美元的财富，也由于该公司的成功，他的主要创始人约翰森先生家族早就是亿万富翁。为什么这个公司能这么成功？其背景是什么？

　　“最初的富达基金成立于1930年，但由于之后的经济大萧条，证券基金没有起色，难以募集到个人或机构投资者的钱。1943年时，约翰森先生接手负责管理该基金，到1946年，其管理的资金总额才1300万美元，不是很大。在那种情况下，很难说富达基金公司的前景怎么好，连当时整个基金管理行业的前景都暗淡，因为到那时为止，人们还不知道证券投资基金是咋回事，即使人们有点钱，也会觉得自己买卖股票就行了，为什么要找专门的投资家去代他们做投资呢？整个投资基金业的立足点还没找到。”

　　陈笛，“那么，后来的发展是怎么出现的呢？”

　　“对富达基金管理公司最大的颠覆性事件是，1952年它聘用蔡志勇先生。这简直是传奇式故事。蔡先生1929年出生在上海，读完高中，l946年只身赴美国留学。1952年他在波士顿大学念MBA学位，还没有读完学位，就于当年决定去富达公司做周薪50美元的初级分析员工作。1957年，因为蔡先生的建议，富达基金公司决定推出一只叫‘富达资本基金’(Fidelity Capital Fund)，并由蔡先生做该基金的投资总经理。

　　“蔡先生的最大突破是改变富达以往保守的投资方式，也就是，原来的富达基金主要是投高分红的公司股票，在蔡先生看来，买这些股票就像买年利率固定的政府公债一样，一年到头主要靠分红赚钱，跟政府公债、跟银行存款的年利息差不多，这样风险是小，但是，这种股票让你永远也富不了，他觉得这种投资基金等于是在跟银行存款竞争，没有意义。他认为，真正能体现股权投资价值的是那些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公司股票，那种公司才是股权投资的意义所在，否则还不如把钱存银行！那些具有高成长型的公司，它们未来无限多年的收入预期会几乎是无穷的高，那么，这些公司股票的未来收入预期的总值也几乎是无穷大！投资这样的公司才是真正的致富之路！所以，他管理的富达资本基金只投他看好的高增长型股票。结果，他的基金投资回报每年超过50%，这简直是奇迹，很快地该基金吸引了许多个体投资者的钱，基金总值几年内上升到10亿美元，成为当时美国最大的证券基金。也因此，富达公司的形象和品牌在美国轰动，成为美国基金管理业名誉最高的企业。也正因为蔡先生的投资理念，整个证券投资基金业找到了区别于银行的立足点，那就是，不是让投资者赚稳定的保值型红利收入，而是给他们提供‘股权致富’的选择！这样一来，富达投资基金公司就有了后来快速发展的立足性主题了。”

　　陈笛，“不过，公司分红的红利收入不是也很好吗？那种红利看得见、摸得着，也很安全，这不很好吗？”

　　“这就看你追求的目标了。如果你想为已到手的钱保值，要稳定性收入，高红利的公司当然好，可能比存银行好一些，但是，这不是‘股权致富’的路！比如，在1926年时，如果你把一万美元投资到美国政府公债，然后将每年的利息加本金再重新投入新的政府公债，到今年，细算一下，那一万美元增长到79万美元，这数字不小吧？只是如果从1926年开始，把这些钱年复一年地投到成长型美国小公司股票中，那么，那一万美元今天就增值到1亿5千万美元了，你今天就成了亿万富翁了！这个例子是根据真实数据得到的，你看，是投资高增长型股权、还是稳打稳地买国债或者存银行，最后的致富结果有天壤之别！

　　“所以，只要你专门挑选有增长前景的公司，不管它有没有有形资产，投资股票或者办股票投资基金，也可以让你享受到‘无股权不富’、‘股权致富’的好处。相比之下，如果你投那些高红利收入型的公司股权，那种股权更像银行存款，只能漫步走，不是致富型，而是保值型的。高增长型公司才是股权致富的意义所在。”

　　说完这些，有一个关键问题没涉及到，就是，传统中国也有股份合伙企业，那些股份虽然没有活跃交易市场，但不也是可以买卖吗？为什么以前就不能以“股权致富”？这就涉及到现代和传统社会的核心差别问题，亦即产权保护体系和契约交易（证券交易）所要求的配套制度架构问题。首先，一个公司的管理是否能够足够职业化、非人格化？这决定公司的寿命是否能超过创始人的生物寿命、是否能“无限地”活下去。如果公司的管理不能与创始人、主要股东的自然人格脱离开，如果公司的利益和股东的不能分开、公司没有独立的“法人”人格，那种企业就没有自身的独立生命，顶多是自然人为了小打小闹的短期生意而设，企业的生命跟创始人的生理寿命捆绑在一起。

　　就以费孝通、张之毅先生写著的《云南三村》中的玉村为例，1943年当张先生回访玉村考察时，他发现玉溪旧有富商基本走向衰败，说，“我们看过以上玉溪四户富商之家的衰败情况后，最深刻印象是像文兴祥、冯祥这两位本人兴家的人一经死去，商号即因无人经营而停业。…… 由于本人在世经营商业时，家中兄弟子女等家人，几乎都是闲散过活，并多有烟、赌等不良嗜好，以致家人中没有一个成器的，所以本人一死，一家即后继无人。”当然，费、张两先生谈的情况含义甚广，为什么文兴祥、冯祥这些创业者在世时没有培养“接班人”？公司的管理显然没有程序化、非人格化；为什么除了自己的亲属、亲戚外不能在更广泛范围招募职业化经理？从这个意义上，基于血缘、不超出血缘的儒家文化是“股权致富”的文化制度性障碍。--- 这个问题当然很大，另文再谈。

　　其次，即使企业能够发展到非人格化管理、进而能够无限多年地生存下去，也就是说，利润流可以是无限地长久，那么，企业的股权作为一种长期产权是否能得到保护，这极为关键。如果产权（特别是无限长久的产权）的所有者得不到保护，那么，公司的生命不管有多长，其股权还是难以有交易市场，至少没有人愿意出高价，就也不会有“股权致富”的通道。

　　最后，股权的交易市场必须足够的广泛，交易成本必须足够低、交易量足够大，否则，股权没有流动性，价值不会太高，“无股权不大富”就难以成立。所以，法治和产权保护体系是一个社会能否从简单的“无商不富”过渡到“无股权不大富”的基础。

　　这些内容对陈笛有些难度。不过，通过以前许多案例的讨论，她总体上还能知道这些差别。只不过，至今为止，她还是不认为办股权投资基金公司是个“正式”的事业，总觉得那不够“实”。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14：为什么谈商业模式？

　　陈志武 /文

　　2008年5月20日

　　至今，《与女儿谈商业模式》已有13次，这些文章大体反映我跟陈笛的许多对话内容，只不过为了便于读，在写下时，对部分内容做了些补充。看到这些对话，许多朋友在问，“为什么跟女儿谈商业，而不谈伦理、道德、《论语》、《中庸》？这种教育是否太重利轻义？”

　　 教育小孩当然是做父母的重要责任。但是，教子女的方式可以有多种多样。按照现在时髦的话说，也要与时俱进。这几年关于读经的话题炒得很热，许多人认为那才是最好的教育子女的方式和内容。我不这么看，原因很多，其一是《四书五经》的东西没有几个小孩能读懂，特别是对于像陈笛这些中文本来就不好的小朋友，就更难。

　　其二，这些经典所包含的价值体系已过时，如果你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现代社会、特别是西方社会生活，那么，你能给他的最好礼物之一是不让他成为“儒家”人；这些年我见过不少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学生和同事，我们这些人普遍表现得“中庸”、太“儒”，所以，在美国和其它非“儒”社会里特别吃亏，儒家压抑个人表现，而个人表现、主动表现又偏偏是现代市场营销所必需的个性和技能。我们常抱怨中国缺乏品牌，其中的原因当然与知识产权得不到保护有关，但同样重要的原因在于儒家文化崇尚的被动个性，在于压抑个人表现的儒家主张。为什么市场营销这个行当起源于美国？为什么在美国生活的印度人普遍比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更擅长市场营销，也比后者在公司高管层中更成功？“中庸”反对竞争、反对主动伸张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一个行为过于“儒”的人，只会被动地等待别人给他以本来就该属于他的东西，总是把主动权留给别人，而不是自己争取、保护属于自己的利益和权利。中国公司走出去营销、投资时，困难重重，原因也在此。你如果爱子女，就不要通过《论语》、《中庸》把他们的手脚束缚住。

　　其三，如果要教《论语》、《中庸》，到最后，又变成做父母的高高在上教训子女，而不是平等地交流、对话。“三纲五常”的主张不是人格平等，而是以年龄、性别规定的等级服从关系。

　　我跟许多朋友一样，小时候在农村长大。这种背景有些朋友会不愿意提起，但我自己从不遗憾。实际上，让我终身遗憾的，不是在农村长大的背景，因为那些经历造就了我整个人的基础，没有那些基础，或许我整个的人就是另一回事了。最遗憾的是从小到大，跟父母、兄长没有过真正的对话交流，就是那种跟自己真正谈得来的朋友才有、能产生共鸣、能让你感到近的对话交流。也就是说，我对父母、兄长都有独特的感情，只是那种感情更多源自他们对我的养育之恩、把我从小带大、供我读书，源自他们是我的父母、兄长，而不是靠对话交流、心灵沟通形成的感情。这种以亲情为基础的感情更多是因回报义务、“孝敬”责任所致，是没有选择的义务；相比之下，以心灵沟通为基础的感情更强调个人的自由选择，不是逼出来的，而是因为“谈得很开心、很默契”自然感受、建立的。

　　之所以给我留下这些遗憾，一方面是因为农村很穷，生存的挑战是每天面对的事，在亲情之间做心灵沟通、感情交流，那会是不现实地奢侈；另一方面，在“三纲五常”秩序下，也不应该在代际之间、在兄弟之间有平等的“心对心”对话，父亲在子女面前、兄在弟面前总要表现得威严，表现得不可接近，更不能表现得平等，前者可以大声训话，而小辈只有听话的份。在这种文化场景下，子女跟父辈、弟弟跟兄长间怎么能有真正的心灵沟通？让做子女的除了知道要无条件地“孝敬”、听从长辈之外，还能有什么空间去与长辈“心对心”对话、建立自愿的感情呢？由于年龄不同、生活阅历各异，这本来就使与父母、兄长的沟通很难，难以有共同语言，而“三纲五常”秩序真是雪上加霜。

　　正由于我自己的成长经历如此，在我做父亲后，下决心不要让女儿重复我的经历，宁愿让女儿感到我是她们可以谈心、平等交流的朋友，不要让她们感到我是威严得不可近的父亲。我一直以为，如果今后女儿只是因为我是她们的父亲才跟我联系，而不是因为跟我谈话投机，那会是一种失败。我和夫人的养老不需要靠女儿她们，即使发生病残也不需要她们的经济回报，所以，我们没有指望任何经济上的“孝敬”回报，实际上更多想到的是将来给她们留下多少遗产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之下，大可不必对女儿来不来就行使做父亲的权威，对她们训话，而是想法如何跟她们沟通、接近。爱她们还来不及，又何必打骂她们、在她们面前表现得威严不可近呢？

　　所以，我一直试图找到女儿感兴趣的话题，找到她们的兴趣点，然后，针对她们的兴趣点去对话讨论，以此展开沟通。而陈笛恰恰又对两个话题最感兴趣：一个是如何赚钱成为亿万富翁，另一个就是世界历史。这下好啦，她算是天生幸运了，我们就有许多共同语言了。实际上，不管是什么话题，商也好，文学、哲学、历史也好，只要是女儿感兴趣的，都能围绕一个话题，展开传输做人的道德、伦理，而不是只能通过《四书五经》来传授做人的道理。而实际上，在我跟陈笛的交谈中，已多次涉及到伦理道德的问题、做人的问题。通过与陈笛的交流对话，也让我真正地学到，人的本性真的是很天然的，只要你对人、对社会有足够的敏感度并细心观察，即使像陈笛还没有学过经济学和其它社会科学，她照样能想到如何管理一个公司、领悟到不同商业模式的诀窍。

　　中美家庭模式比较

　　关于后儒家文化的中国社会如何重建的问题，这是一个大话题，以后慢慢谈。在结束这次不谈商业模式的文章之前，我们还是谈一种模式，即家庭代际模式。这也是一天早晨送陈笛、陈晓上学的路上谈的话题。当时，我就问她们，中美社会的两种家庭模式，哪种更好？答案当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中国儒家的家庭理想中，父母生儿育女，是“养子防老”，是为了病残、意味损失保险，所以，等儿女长大之后，儿女必须无条件地“孝敬”、回报长辈，要在经济上和精神上回报老人，“四世同堂”则是实现这种代际经济交易的具体形式之一，也是儒家的理想境界。而“三纲五常”则是保证这种交易能执行、减少违约风险的具体文化秩序，其它关于“光宗耀祖”、祭祖、家庙、祠庙等等文化和形象建筑都是为了强化这些代际、家内交易契约的可执行性。通过这些价值体系和文化素质，儒家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是无条件、无选择、必须执行的义务。所以，儒家主张的是一种以“孝敬回报”(payback) 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后辈对长辈的义务。

　　相比之下，美国社会强调的是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责任，但子女成年后不一定对长辈有明确的回报义务。也就是说，一对夫妻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一旦他们选择要生，生小孩之后，就有义务把小孩照顾好、养大成人，有义务供他们上学、受教育。父母对后代的责任到小孩成年时结束，今天一般以小孩大学毕业未界，从此以后，后代要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不能再指望父母了，而父母对他们不再有任何义务了。之后，父母当然希望子女常来看望自己，但是，他们不会以道义强迫子女这样做；子女则可以选择常去看望父母、给予经济支持，实际上，许多美国子女也的确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义务这样。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父母很在乎跟子女的交流，以这种方式让子女小时候起就“恋家”、念父母。所以，美国社会主张的是一种以“利益下传”（pass-down）为主线的家庭模式，强调的是父母对子女的责任，而不是子女长大后对父母的义务。正由于此，美国社会没有“三纲五常”这种压抑个人权利、抑制个人自由空间的文化体系，父母也用不着逼着子女时时刻刻都得听自己的话，喜欢父母是自愿的、是可以选择的。

　　这两种模式，哪种更好呢？陈笛当然说她更喜欢美国的家庭模式，这似乎不奇怪，因为这对她最有利。但，为什么现代社会都朝着美国这种模式逼近呢？

　　我说，可以这样理解美国家庭模式的逻辑，由于小孩在被怀胎、出生前是没有选择权的，而父母则有选择权，他们如果不愿意承担养育小孩的责任，完全可以选择不生小孩；但是，如果在知道这种养育责任的前提下他们还是选择要生，那么，他们就必须接受这种责任。从这个意义上，把责任主要压在父母的身上，是公正的，对父母、对后代都合理。虽然美国模式下子女没有照顾、爱护年老或病残父母的义务，但这并不意味美国的老人就没人管，因为这种模式下父母往往在子女很小年龄时就尽量与他们交流、培养自愿的感情，通过经常性的家庭度假、聚餐维持家庭感情，这样，长大后的子女还是会经常回家看望父母的。

　　相比之下，在儒家的家庭模式下，虽然来到人世间的子女在自己出生之前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但他们从小开始就受到“三纲五常”等社会秩序的约束，必须方方面面遵守儒家社会秩序的规范，成为儒家家庭和社会“大机器”中的“螺丝钉”，没有自我、没有个人身份，但却要无条件、无选择地接受“孝敬”长辈、听从长辈的义务，而且这种义务不管你自己也成年或者自己也是五十岁的人了，一辈子也摆脱不了。这真是一种对被动地来到人世间的子女的不公正，他们要没有选择地接受这一辈子也摆脱不了的责任。

　　 好就好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要恢复儒家的传统也难，在自己的未来经济安全、生活需要都能通过保险、养老基金、投资基金等金融品种安排的今天，我们有条件把自己的家庭从经济利益交换的功能中转变出来，让家庭重新定位在感情交流、心灵沟通的功能上，以能够跟子女在任何话题上的平等交流沟通而欣慰。

　　

　　“万亿退税”可行吗

　　广州日报 2008-8-29

　　本报综合报道 当摩根大通“千亿经济刺激方案”引发的热议还未消退，一份更为诱人的“万亿退税方案”也浮出水面，建议者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终身教授陈志武。

　　陈志武表示，政府在对企业减税的同时，可以直接向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每人派发1000元退税刺激消费，儿童也在派发行列，“方案一旦实施，将至少对经济起到5个百分点的拉动作用。”

　　据陈志武初步计算，中国目前月收入低于5000元的中低收入者大概有11亿，实施退税需要1.1万亿的财政支出。而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盈余1.1万亿，全年财政盈余将在1.5万亿到1.8万亿，加上国有企业去年没有分红的1.5万亿，“政府完全有能力拿出一部分用于退税。”

　　政府正严密监控经济形势

　　为了防止经济增速下滑，经济学家们已经开出不少“药方”。不过，据一位与决策层关系密切的高级官员透露，关于可能推出一揽子方案的应急计划仍在初步阶段，政府正严密监控经济形势。他表示，只有当出口疲势波及国内经济，损及内需的坚稳趋势时，政府才会推出一揽子刺激方案。

　　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表示，是否调整准备金率要看今后几个月的金融数据，如果出现热钱大规模流出，才可能会下调。（金霁）

　　

　　与女儿谈商业模式 — 之13：杰克如何去中国办公司？

　　陈志武 /文

　　2008年4月20日

　　我这一生很幸运，在耶鲁大学做教授，经常有机会认识来自各国各界的出色人物，除了听讲他们的学术研究、政策观点、文学艺术创作、社会政治思想外，也能聆听他们各自的人生经历。差不多每天有许多报告会、研讨会、讲座等等。

　　 我们以前总想，人一旦满足温饱之后，难道还有别的诉求？人再富，也不能说“因为我有钱，所以，我每天吃八顿饭；即使是夏天，也要穿十层衣服；尽管黄金对人体有害，但我还是要在饭里放黄金；或者，虽然我同一时间只能开一辆车，但我要买上20辆好车，并同时都开着”。正常人都知道，只有疯子才这样做。那么，吃住行生活挑战、父母家庭养老等需要都满足后，甚至给后代也可以留下足够财产之后，工作、生活的意义还在哪里呢？

　　 3月25日，回到家，我跟陈笛说，“今天，在耶鲁管理学院，有一位叫杰克（Jack Perkowski）的先生来讲座，题目是《管理巨龙：我是怎样在中国创建亿万美元公司的？》（Managing the Dragon: how I’m building a billion-dollar business in China）。杰克是我过去在北京见过好几次的老朋友，也给我的MBA学生讲过课。他的经历非常有意思，一句中文也不会，但是，自1993年至今，一直生活在中国，住在北京。这些年，他一直致力于创建‘亚新科工业公司’（Asimco Technologies），公司去年销售收入5亿美元，他自己的财富也早超过几亿美元了，真了不起！”

　　杰克的经历

　　 陈笛，“他不懂中文，怎么能在中国工作、生活呢？难以想象。”

　　 “杰克的故事简直让人难以相信，但是，他的故事也很能代表美国文化，说到底，在人的收入水平足够高之后，生活的意义更多在于成就感，特别是超出常规的成就感，就是所谓的‘乐在其中’，而不只是最后赚钱多少。杰克的家境再普通、再百姓不过了，他爷爷于1900年从波兰移民到美国的匹兹堡，做煤矿工人，父亲原来在匹兹堡的一家机械制造厂做工人，母亲在美国电报电话公司做普通接线员，父母没上过大学。杰克在匹兹堡上的中学很一般。只是他喜欢橄榄球，在中学橄榄球队打得很出色。所以，1965年高中毕业时，被耶鲁大学录取，并拿到耶鲁的橄榄球奖学金，进入耶鲁读书。对于他们家来说，这是万万没想到的。”

　　 陈笛，“是啊，我也想进耶鲁。如果能进，我也会非常高兴。”

　　 “不过，你比当时的杰克要幸运多了，因为你现在就生活在耶鲁大学周围，也上非常出色的中学。相比之下，杰克的父母非常普通，是蓝领劳动阶层，很难给他太多关于知识世界的帮助。杰克从耶鲁毕业后，去了华尔街的一家叫‘Morgan Guarantee’的公司，也就是现在的摩根大通银行，在那里工作两年。1971年又去哈佛商学院读MBA，学习工商管理。”

　　 陈笛，“他读完耶鲁后，为什么还要去哈佛商学院读书呢？”

　　 “在耶鲁读的是大学本科，你知道，耶鲁本科教育是注重全方位的基础教育，人文艺术、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数学与工程等等各方面都要学，目的是首先教每个学生怎么做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怎么独立思辨，让他们对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都有些了解，也就是所谓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学生具体的谋生技能。谋生技能，或者在任何专业学科的深入研究，这些是大学毕业后、读研究生时期的任务，MBA就属于研究生学位。实际上，耶鲁本科教育的定位很简单，我们总说，如果从耶鲁大学毕业时任何本科生成了哪个领域的专家，我们会觉得那是耶鲁本科教育的失败，因为我们不希望任何本科生太窄地专注一门学科，而是希望每个学生全面学习。这也是为什么很多耶鲁毕业生，工作一、两年后，再去哈佛读MBA，这样他们把耶鲁、哈佛的光都占上。”

　　 陈笛，“那么，杰克读完MBA后，去了哪里？”

　　“还是回到华尔街，去了一家叫‘Paine Webber’证券公司工作，这家公司现在已被并到瑞士银行了，但当时是一个很出色的华尔街公司。他在那家公司的投资银行部工作，简单说，他的任务是帮助那些需要资金发展的企业融到资金，比如，如果常州天合太阳能公司需要一亿美元资金扩建工厂，那么，他们可能去找投资银行，由投资银行家帮助天合找到投资者，谈好价钱，也就是谈好这一亿美元可以换成多少天和的股份，也安排好其它的投资条件，然后，在投资银行家的撮合下，投资者把这一亿美元汇给天和，而天和把股票发给投资者。投资银行家只是中间人，把资金的需要方与提供方凑合到一起，做成交易，他们赚中间人佣金。投资银行佣金通常是所成交投资额的6%，意思是，帮助融资一亿美元时，投资银行家要赚取6百万美元，这相当不错。这也是为什么许多耶鲁MBA和本科毕业生都相望去投资银行工作，那很热门。如果帮助融资100亿美元，你能赚6亿美元，这样的事谁不愿意呢？

　　“刚到Paine Webber时，杰克主要做私募股权销售，也就是说，帮助那些股权还没有上市交易的私人公司融资，他的任务是把那些私人公司的股权卖给私人投资者，比如他帮助过你以前喜欢去的海洋世界公司发行股票。从1973年开始，杰克做投资银行业务。九年之后，他被提升，去负责该公司的房地产行业融资部。上任两年内，杰克先生即把房地产投资银行部的利润增加到占整个公司投资银行收益的40%。正由于他的成功，公司看到他的能力，1984年让他接管整个公司的投资银行业务。接下来，公司投资银行利润在两年内翻倍，第三年再增加50%，第四年增长30%。可是，到1987年10月，美国股市发生大崩盘，对投资银行业产生很大冲击，使Paine Webber以及杰克的工作难以继续下去。”

　　陈笛，“不过，杰克到那时已经做了15年的投资银行家，应该赚了很多钱，他怕什么呢？”

　　“他的确不用怕。他当时已经是Paine Webber公司的高管之一，也是董事会里的董事。1988年底，他跟几个朋友一起成立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其目的是从许多投资者那里募集资金，然后，用这些钱去收购很有价值潜力的公司，换句话说，他们希望用自己对经济或者行业走向的判断力，以超过别人的能力去挖掘那些被忽视的价值公司。把这样的公司买下来，将其整合、重组或者改善其商业模式，整顿好之后再把这些公司出售，或者让公司股票重新再上股市交易。杰克他们的想法，是希望赚取卖出时跟和买进时的差价，以此获得投资回报。可是，一年后，他们放弃了。”

　　陈笛，“为什么会失败呢？这听起来很好的商业理念，他们又有融资能力，如果能找到好的价值公司投资，那不是很容易成功吗？”

　　到香港去淘金

　　“问题是，当时，有太多从华尔街退下的人都在做并购私募股权基金，就像现在中国也到处是私人股权投资基金一样，大家都去抢同样的价值公司，结果使这些公司的买价越抬越高，收益回报越来越低。到1990年，杰克先生41岁，已经有了19年华尔街投资银行经历。这个时候的杰克已经赚了很多钱，身价早已超过数百万美元，他的财富已经是他父母一辈子都无法想象的。吃住行，过任何正常人的生活，对杰克来说，已经不是问题。到这个时候，也就是人到中年了，杰克开始想：我下半辈子要做什么？显然不只是要赚钱，因为赚钱在哪里都能做，并且许多人都能做。而他更想做一件重新定义人生的事业。他想，上半辈子的工作是为了谋生，也为了积累经验，但下半辈子必须做一件体验人生的事业。

　　“并购基金的失败让他意识到，如果只是做一件‘人做我也做’的业务，那是难以成功的。如果要真正成功，则必须抓住某种大方向、大趋势，然后在别人还没有完全认识到的时候，你超前别人一步，进入那个行业。这样，等更多人也认识到的时候，你已经先到了，你才算大成功。正巧，就在杰克琢磨世界上下一个大机会在哪里的时候，他偶然看到《商业周刊》杂志刊登的一篇对美国财政部长的访谈，内容是关于香港的发展前景，其中有段话对杰克特别有吸引力，那位财长说，‘如果我才40岁，我就会搬到香港去！’杰克想，我正好41岁！为什么这位财长对香港前景那么看好呢？看来，他话后肯定有因。但，问题是，杰克从来没有去过亚洲，更没有去过香港、中国，在耶鲁读书时也没学过香港历史、中国历史，更没学过中文。所以，香港对他是个迷，这下也好，他开始找到许多关于香港的资料，研究起来。

　　“1990年10月，杰克跟他的朋友比尔一起，启程去香港，开始他的第一次亚洲行。当时想，他们去干什么呢？去之前，他们订出一份很简单的商业计划：既然亚洲占世界人口40%，发展潜力当然最大，所以，发财机会也自然在那里。另外，他们想，美国和欧洲的平均年龄接近40岁，而亚洲的平均年龄30岁不到；不是说，一般的社会都是老年人存钱、年轻人花钱吗？如果真是这样，年轻人比例很高的亚洲社会不就有很多的消费需求，那不就有了巨大的增长空间吗？---- 尽管后来他们发现真实的亚洲社会不喜欢消费、而更喜欢存钱，他们当时真的是这么想。事后看，当时的他们是多么天真。带着这些想法和一股满腔热情，他们去了香港。”

　　陈笛，“他们为什么了解这么少呢？不是有很多书和研究报告吗？”

　　“这就是为什么有时候读书不如去实地考察了。尽管我们每年去中国，但是，对多数美国人来说，他们可能一辈子也不会去，对亚洲的了解也只能停留在媒体和书本了。到香港之后，他们发现人们都在谈论中国的机会是如何、如何好，这一点让他们又很吃惊，因为他们在美国时很少听人谈到中国的投资机会。这一点在今天看来可能很难理解，但是在1990年，情况的确不一样。由于他们起初没打算去中国，但是，在香港听到这么多人谈到中国的商业机会是多么、多么好之后，他们忍不住坐着火车到香港跟深圳交界的地方，占在香港那边的山上，向中国境内遥望了一个小时，那次遥望的确增加了他们的好奇，也让他们更想去亚洲试试。”

　　搬到中国开公司

　　陈笛，“看来，杰克的中国经历很有戏剧性，我以为人的生活历程更多是经过仔细思考、计划的。或许，这种没有计划的生活更有意思？”

　　“1990年底，杰克回到纽约，接下来的一年又去过香港几次。最后，他感到，如果要在香港发展，就必须身在其中；假如人在美国，那很难感受到、很难抓住机会。就这样，1992年，杰克打起家当，搬到香港。这一年也是他一生第一次到中国的一年，因为听到这么多人谈论中国的机会后，他实在憋不住了。一开始，他家在香港，但有时飞去中国。这十几年里，他到过中国不止五十几个城市。

　　“不过，虽然中国题材很热，但对于他这个中国外行来说，能去做什么呢？杰克知道，自己的强项是投资银行，也就是他有许多投资者网路、有许多资金来源，而中国的发展又需要很多资本，这两者合在一起必定是极好的组合，只是他不知道哪些行业、哪些项目最有前景。当然，杰克可以组建一个投资基金，把钱分投到许多行业的众多项目上，这样可以分散风险。可是，杰克觉得这样不是很理想，因为他认为，如果分散到太多行业，那么，不管在单个行业里的投资有多少，他照样要花同样多的时间去分析、跟踪那个行业的发展趋势，要做很多的研究投入。关注的行业多了，弄不好，到最后他可能对任何行业都不了解。于是，他决定集中在一个行业投，通过在那个行业投资许多公司，最终让自己成为那个行业的龙头控股公司。”

　　陈笛，“问题是，如果集中一个行业，万一对那个行业判断错误，或者那个行业出现问题，他的基金不就难以做下去了吗？这种单一行业的投资商业模式，风险也很大。”

　　“所以，行业的选择非常关键。1992年年中，一个偶然机会，杰克先生被邀参加《欧洲货币》在上海组织的一次会议，那也是杰克第二次入境中国。正置他在思考、寻找一个中国行业去重点投资的时候，在那次会议上，德国大众汽车一位高管的报告给他极大的兴奋，那位德国经理说，他们非常看好中国的轿车市场，认为中国正在增长的中产收入阶层会带来巨大的汽车需求，德国大众的未来收入增长应该主要来自中国的国内市场。等到这位经理讲完，进入问答期，一位听众问，‘大众汽车在中国扩大生产和销售的最大挑战是什么？’那位德国经理回答说，‘最大的问题是保证高质量汽车零部件的供应’。这下好了，杰克的商业灵感就有了，‘我要成为中国最大的汽车零部件制造商，甚至要成为全球最大的零部件商！’

　　“就这样，1993 年初，杰克先生选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行业作为其集中投资的领域。1993 年前 9 个月，他和团队走访了 40 座城市里的 100 多家工厂。亚新科集团于 1994 年 2 月正式成立，首期从境外融资 1 亿 5 千万美金。在1994至1997年间，共建立 11 家合资公司，其中对几家核心汽车零部件企业的控股收购也在这一时期完成。到今天，共有17家零部件生产基地，分布在中国的湖南、安徽、四川、湖北、江苏、广东、山西、北京和黑龙江，也有55个销售网点，包括一些在美国、欧洲和日本的网点。他们的发展战略是，先在中国建立生产制造基地、发展中国境内的销售市场，然后将销售网扩大到全球，成为全球化的直接行动者。“

　　陈笛，“他们为什么把生产基地分散到这么多省份，这不是不利于管理、增加管理成本吗？”

　　“是有这一问题。但好处是，由于销售市场遍及全国，也到国外，不同地方生产，不是也能就地销售、减少运输成本吗？再者，现在中国的高速公路、铁路网络很发达，异地运输不是问题，运输成本也下降了很多，这些已把中国各省之间的心理距离大大缩小。正因为这些交通运输技术，加上手机等通信技术，不仅各省、甚至各国的工厂和销售办公室能连在一起，成为一个公司，而且全球化不只是一个概念，而是一个非常可行的现实。这些新现实的确给人们带来全新的商业机会，更加出奇的人生经历、人生体验。你现在知道为什么妈妈要你学好中文了吧？”

　　杰克的故事，他的商业模式，给我和陈笛很多启发。他没有学过工程技术，更没学过汽车制造，但今天已经利用他的华尔街融资网络，还有在中国和美国等地的销售网络，创办了价值超过十亿美元的中国公司。原来，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可以有这么多不同的形式，也存在于不同的行业，真是学不完，用不完。

　　对于杰克来说，从他的言谈和讲座中，我能充分感受到他对自己人生经历的满足，特别是他对几乎纯属偶然的“中国梦”的满足，这一切当然是1965年身在匹兹堡的一个普通高中毕业生所无法想象到的。让他最为欣慰的不一定是赚了多少钱，而是回过头看，在“中国热”还没起来的1992年，在他还从来没去过中国的时候，走在别人前面，选择把家搬到香港、随后搬到北京，尽管事前看那是多么莫名其妙！或许，这就是超出赚钱之外的人生意义。

　　

“奥运行情”怎么落空了？
 
陈志武
2008年8月14日 星期四
 
对于奥运，之前市场有两大期待：旅游旺季到来与股市走牛。然而随着奥运赛事精彩纷呈，市场的期望却有一一落空的嫌疑。要解释这一切，也许首先需要将时针拨回到半年之前。

过去这一年，特别是从4月份开始，很多商务及旅游人士——特别是那些到中国来谈生意的海外公司管理层，都没办法来中国，因为他们得不到签证。这使得从4月份开始，很多在中国进行的合作、投资或其他的业务或者被中止，或者被推迟。连续5个月左右的中断，对中国企业的出口和吸收投资无疑存在很大的负面影响。

因而不难理解旅游业的憧憬如何落空了。原本以为奥运会给北京和中国旅游业带来很大的推动，实际不仅没有带来推动，却更多地带来了打击。除了旅游业之外，有些其他行业也受到类似的影响。比如，对运输业来说，为了支持奥运，很多货车难以进入北京。另外，有些民办的餐馆酒店和旅社也被强行暂停营业。奥运后，这些受影响的行业是否应得到补偿呢？我认为，一般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给因为奥运被强行暂停或中断营业的企业提供相应的补贴。

接下来，旅游股票的表现就能得到解释了。事实上，在奥运开始之前，旅游业的股票已经出现下跌。真正等到奥运结束之后，如果统计发现旅游业赚的钱竟然比原来预料的少很多，市场会更加吃惊，使旅游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此外，奥运结束同样可能对建筑材料行业造成一些负面影响。前期由于奥运建设需要，钢材、水泥等的价格被抬得比较高。奥运结束后，这些行业都会在需求方面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

归结起来，“奥运行情”期而不至，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安全考虑。为了安全，无条件地强制性的限制境外的人到中国来旅游，甚至于限制到中国进行的商务活动，因为担心他们到中国来游行，或者是举行抗议的活动，或者搞恐怖活动。如此一来，就削减了很多本来可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新的消费需求和新业务。上述种种，包括在中国境内严格限制到北京来的方方面面的人员，都对中国经济构成负面的影响。

奥运之后，宏观调控政策可能从过去8年以压制通货膨胀为目标逐渐转移向既考虑压低通货膨胀同时也要考虑经济增长，保持经济不出现下滑。这样的一个双重目标慢慢会成为宏观调控新的政策定位。两个礼拜的奥运结束后，双重目标的政策应会更加明确。